张文木：“告别革命”与印度发展

新世纪伊始，印度及印度和中国比较研究似乎成了国际国内的热门话题，印度的话题实际折射着中国，反映着人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入思考。中国和印度道路的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对革命的选择。研究革命对中国和印度发展的作用，对于认识中国道路是有益的。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与中国大体相同，印度拥有古老的历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天然条件，来自西北部的雅利安人（Aryan）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征服这里；他们与当地人的结合创造了古典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此后，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再次征服了这块土地，随后是12世纪到来的土耳其人，以及15世纪末到达此地的欧洲商人。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4～前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东至东南亚的范围。独立后的印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央平原以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海岸线长5560公里。多条河流发源于或流经印度。印度属热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较大，气温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异。漫长的海岸线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而广大的国土面积和热带季风气候适于农业发展。2001年印度土地面积为29732万公顷，而耕地面积为16175万公顷，占印度土地面积的54.4%。而同期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的13.5%。

印度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古文明形态保留时间仅次于中国的国家。生发于四大文明古国并泛延于整个古代世界的农业全球化曾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和文明中心。但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这两个国家却迅速衰落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就从农业世界的中心国家逐渐进入资本世界的边缘和外围国家。从1600年到印度独立的1947年间大多数时间里，英国发展的各项指标，除人均GDP外，均不如印度。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并在印度建立直接统治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程度急剧扩大。此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劳动者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主的超度盘剥的生产关系之中。其中非劳动者占据国民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与莫卧儿王朝时期相比，在非生产阶层中还有被强行介入的宗主国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他们瓜分了5%的国民收入。而为社会提供财富的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则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低的份额。值得说明的是，上述财富分配只是税后分配，而税收更是英国剥夺印度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英国在印度的无度行政开支、英国对缅甸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1873年以后印度货币贬值和国内开支方面增加的负担，都得由印度人民来偿付。主要税收包括土地税、货物税、盐税、印花税和鸦片税，除鸦片税外，其余税收均落到印度各阶级头上。其中土地赋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以孟加拉的土地税为例，在莫卧尔帝国时期，该省区的土地税只占全省年收入的40%～48%，而在1795年，东印度公司征收的土地税竟占该省区收入的85%，造成印度对英国的大量欠款。

不仅如此，英国还以宗主国的名义从殖民地印度攫夺相当部分的财富，下表是1868~1930年间从印度白白流向英国的劳动财富。

英国从印度“攫夺”的财富（1868~1930）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许宪春、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认为上面的资料“可以大致了解到作为接受外国统治的后果，即印度资源流入到英国的情况。从1868年到20世纪30年代，印度的资源流出量大约占其国民收入的0.9%到1.3%，也就是说约1/5的印度净储蓄被转移到了英国，本来这笔储蓄可以用于进口资本品”。印度经济学家达拜•瑙罗吉在他的论文《印度的贫困》（1876年）中将英国从印度攫取财富的途径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欧洲官员将他们的存款汇往国外，还有英国人为支付在英国本土和印度的各种需要而在英国所作的开支，如在英国国内所付的退休金和工资；第二是非官方欧洲人的汇款。”这意味着印度的出口必须比它的进口多得多，以便满足经济流耗的要求。印度出口物资都是粮食和农业原料。“为了实现商品账户上出超，即使在饥荒年粮食出口也必须维持在原有水平”。这也可从1853年马克思其研究印度的文章中引用的数据得到进一步印证：

设在英国的印度管理机关要吞掉印度纯收入的3%，每年的内债利息和股票红利占14%，这两项一共占17%。除了这些每年由印度汇到英国的款项之外，在印度的支出中约有2/3即它的收入的56%作为军事费用，而公共工程的支出则不超过总收入的2.25%，或者说，在孟加拉地方收入中占1%，在阿格拉占7.75%，在旁遮普占0.125%，在马德拉占0.5%，在孟买1%。这是东印度公司自己公布的官方数字。另一方面，整个收入中将近2/5来自土地，1/7左右来自鸦片，1/9多来自盐。这些收入来源一共占全部进项的85%。

1899~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的冠松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

在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盘剥下，尽管印度经济的GDP在独立前的近百年间（1857~1947）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在百年间增长率仅为0.5%,几乎停滞。印度经济因发展而不发展：较快发展的结果则是为英国资本快速提供高额剩余价值，而非快速反哺印度社会的基础性劳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中断了印度民族资本自主形成过程。印度成了为英国资本家和印度封建主提供“营养”的奶牛。其结果是居于人口多数的劳动者并不能因其提供较多的劳动产品而得到合理即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营养”持续反哺。印度社会基础因此持续萎缩。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对仍处农业文明的印度统治，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并没有给印度带来一个新世界，马克思说得好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至于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马克思一语中的：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近代中国与印度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命运。“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从5世纪到14世纪，它较早发展起来的技术和以精英为基础的统治所创造的收入都要高于欧洲的水平”，“1820年，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到1950年的人均GDP不到中国在1820年水平的3/4”。其间中国经济形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畸型结构：外国在华资本控制了中国与近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绝大部分投资。1936年，外国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57.2%，其中在东北占84.6%。他们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并对中国经济资源进行直接的军事掠夺。到1938年日本占有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能力的40%，工业生产能力的92%。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大加强。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以与西方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已控制全国银行的70%，产业资本的80%，并控制了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3%以上的轮船吨位。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清产核资统计，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资产原值191.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和接管的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资产；而1948年中国12.3万户民族工业资产净值仅20.08亿元。国民党战败逃到台湾之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掠夺国民财产，1948年的最后4个月，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78%。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盘剥下已失去了民族资本独立增值和民族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而国际资本、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对中国经济超度压榨又使中国的民族资本长期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增长，成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悲剧性命运相同的方面。而社会革命，即反对殖民压迫和争取独立主权的民族革命及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便成了印度和中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共同和唯一出路。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印度和中国经历了相同的历史命运，但比较而言，在两国获得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双方经济发展还有明显的差异。1820年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分布中分别占15.7%和32.4%，到1952年，印度为3.8%，仍低于中国的5.2%；1820年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为1110亿和2286亿国际元（1990年），1952年，分别为2266亿和 3057亿国际元（1990年）中国远高于印度。但在GNP和人均GNP增长率及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中国则不及印度。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1948年，在原煤、发电、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等产量方面，印度均高于中国。这些数据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综合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来印度又远远为中国甩在后面的原因，是有益的。

二、印度独立：低成本却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印度独立革命并没有使其获得预期的经济成就。究其原因是印度以尼赫鲁为领导的国大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使作为生产者多数的印度人民不能成为自己产品的直接市场，从而缩小了印度民族资本形成和民族市场形成的条件。因此，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并没有在印度造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是与中国1949年革命本质不同并由此造成两国未来发展不同速度的根本原因。但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原因产生的背景，则不能不从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民族革命和以土地改革为主的民主革命所造成的不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来考察。

与欧美国家相同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是反映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革命，但与欧美国家不同而又与中国革命相同的，又是印度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下落期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上升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波及世界的工业全球化浪潮的最初的政治动力。工业革命在大不列颠登陆并取得胜利后，就反转影响欧洲大陆并对欧洲的封建体制造成解构性冲击。这引发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40年代的欧洲大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和日本等国，并使其在抵御近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中完成本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19世纪60至70年代德国俾斯麦完成国家统一、俄国完成农奴制改革、美国实现统一的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从封建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中世纪农业全球化浪潮中雄居超级大国地位的印度、中国等，反滑入附庸于资本中心的外围地区：它们不仅没有跟上这场国家转型的浪潮——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超稳定社会结构和超强的国际地位反使其不易随环境改变而变革，而且还在这个浪潮中不断受到来自英国及完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的打击。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实现了对印度的征服和对中国战争胜利。这使印度和中国被迫进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历史进程并由此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这又反过来为印度和中国的未来不同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尼赫鲁与中国政治家的分野并不在认识而在于解决问题的道路选择。时任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对英国殖民经济在印度的恶果也有深刻的认识。早在1944年他就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那些为英国统治最久的印度地方也就是今天最贫穷的地方。实在可以画一种统计图表来表示英国统治时间的久暂与贫穷逐渐增长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在解决印度殖民经济的道路上，尼赫鲁更倾向于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20世纪初印度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运动均有较大发展，世界出现了代表工农利益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两国革命道路发生了分野：英国对印度的完全的和强有力的控制不仅使印度的工农运动没有形成独立的和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还使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封建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变得更加软弱，以至“非暴力不合作”成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最高形式。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反使中国成了国际资本链条中的“薄弱环节”。20年代末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主义旗帜下分野的国民党背叛工农利益并迅速倒向西方国际资本，蜕变为代表买办势力的政治派别。国民党政府在国内通过牺牲工农利益，在国际通过向资本强国让渡国家利益方式，换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道路截然相反，蒋介石时期的中国是亚洲地区较早选择拉美发展道路的主权国家，其结果是民族资本大规模衰落，财政赤字持续飙升，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大规模破产。与后来印度的发展道路相比，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发展道路是拉美道路在东亚的较早版本，而印度尼赫鲁时期的经济则几乎是中国蒋介石时期的道路在南亚大陆的另存形式。

拉美道路的本质是用牺牲本国工农利益和向资本中心国家让渡民族利益的方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其结果一般都是工农在日益严重的贫困中开展阶级斗争：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该国拉美化的程度为正比。蒋介石时期国家经济拉美化的结果是从另一面为代表中国农工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统治作了政治准备。与印度相反，国际资本对中国松散间接和多元控制又使代表中国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成为可能。从印度后来的发展后果看，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仅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变，它更是中国历史的大幸运。与印度相比，这种幸运更多的是由于中国较先品尝了拉美模式必然造成的国家不幸。正是这种不幸才使中国人更为坚定地选择了代表中国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有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中国才能进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并由此形成统一的国家经济和民族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中国革命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生于东亚的集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双重意义为一体的伟大历史事变。与美国两次革命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美国百年内完成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几十年内得到完成，其效益可以从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崛起并初步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转型与美国相比的时间差及与印度后来发展的相比的速度差上得到证明。

三 “告别革命”对印度未来的影响

马克思和列宁曾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抱有大希望。马克思在《波斯和中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乐观地预言：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列宁则在晚期口授的日记中也认为：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除了俄国、中国外，发生在印度的工农革命并未导致反映印度工农利益的党而是为英国有意扶持的更多地反映有产者利益的国大党成为执政党。造成这种历史差异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印度形成的百年牢固和有效的殖民统治，这使印度在发轫于英国的全球性的资本链条中没有像俄国和中国那样成为其“薄弱环节”。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工农政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上升为执政党。在印度英国用血腥暴力肢解、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却有意容忍无伤大雅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意扶持反映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利益的国大党。其结果是二战结束后，反映印度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大党被英国推上主要执政党的地位。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新政府共14名阁员，国大党占8名，非国大党占6名，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51年底印度共和国成立后首届联邦人民院和立法院大选。大选后国大党在人民院和立法院中占总席位分别为74.4%和68.4%。这时的印度国家政权成了地道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与中国高成本的政治革命结果正好相反的是，印度独立，这场低成本的政治革命注定要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成本的代价。对此，就连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罗斯福也看得清楚。1943年11月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印度问题对斯大林说：

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回答说：

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的路。

罗斯福与斯大林是代表两个极端对立的政治阵营的政治领袖，但对当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问题的要害却得出相同即印度缺少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的结论，这的确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