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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美决策层开始重视中国未来潮流话语

2017-05-23 10:35: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决策层一直在评估和分析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思考中国给美国的亚洲政策带来何种挑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决策层开始重视中国的“未来潮流”话语,不仅将其看作意识形态宣传,而且担心中国创造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会对亚洲国家产生吸引力。“未来潮流”之争事实上隐含着美国对中国传统影响力和现代示范能力的担忧,美国决策层将其与美国的威信和信誉,乃至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联系起来,最终强化了越战升级政策。从“未来潮流”之争的视角来解读,这一时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缘起和结果评价应当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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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一直是冷战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不仅因为越南战争是当时国际舞台上的显性事件,越战背后隐藏着冷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以及美国“不体面”地撤出越南后被迫重新厘定东南亚政策及其引发的国际格局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给学者们留下许多争论和思考的空间:美国政府决策的基本依据和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哪个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是彻底失败了,还是有其他的解读方法?美国究竟如何看待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中国?美国决策者如何从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有限认知出发,制定对中国周边国家政策?思想观念领域的对抗在何种条件下会转化成现实的军事冲突,等等。

关于冷战前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史学界有三种主流的解释范式,即地缘政治决定论、经济需求决定论和意识形态冲突论。然而,对于意识形态在冷战冲突中的作用,传统外交史学家一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倾向于突出美国自身价值观念和政治伦理对美国外交决策的作用,即强调“民主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冷战的推动力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新档案文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才开始重视以“发展”和“进步”为主题的社会变革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方面成果以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为分析基点,其主旨在于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美国通过批判外部世界、整合自身传统价值观念进而建构起冷战意识形态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冷战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东南亚政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亦不断增多,逐渐弥补了“政治、经济、思想”三维度阐释框架的不足。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还需细化,视域还亟待进一步打开。

中国是美国制定东南亚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政府通过分析和解读中国政策意图逐步调整自己的东南亚政策。在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文件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汇是“未来潮流”(wave of the future)。其本意指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美国的官方解读中,“未来潮流”被分解为两重带有实质意义的中国式挑战:其一,挟传统地区影响力和日益增强的国力,中国的强大形象会在东南亚引发“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在某些关键环节的影响下,美国势力会完全被排挤出亚洲;其二,通过自身经济快速增长、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密集的宣传活动,中国正在树立一个适合欠发达国家仿效的“样板形象”,对东南亚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形成天然的吸引力。基于此,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是遏制中国,在中国显示出力量的每一个点上反击中国;二是促进当地国家民族建构和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合作乃至扶植“自由样板”,即以中国为主要敌手展开一场“未来潮流”之争。

本文借助不断扩大的档案源和文献域,从中美意识形态对抗的视角出发,重新梳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决策依据及最终结果,侧重分析冷战中中国提出的“发展”和“进步”观念给美国决策者造成的现实挑战和压力,探讨美国政治精英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有限认知和思维定式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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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的担忧:从“中国症候”到“中国模式”

“未来潮流”作为冷战双方的决策依据和宣传主题,在1947年左右逐渐成形。美国决策者最初是从“从众效应”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倾向于倒向代表着“未来潮流”的更强大一方。“相当比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追随者之所以深陷其中……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即将实现的事物,是通向未来的运动……他们相信,若要在未来获得国家生存,更不必说想要繁荣幸福,就要有远见,当(共产主义)仍是一场走向未来的运动时,就抓住这一潮流”。在美国看来,苏联很早就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成功传递了一个正走向世界领导地位的有活力的俄国形象,与此同时,亦传递了一个代表未来潮流的共产主义形象”。在全方位对抗的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当然不会忽视这种思想倾向带给美国的威胁。包括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都相信,“用自由思想取代共产主义,对美国利益是极其重要的”;只有“自由”才代表着未来的潮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美国决策层视为一种“中国症候”(China Syndrome)。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受共产主义思想吸引自主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无疑验证了美国对“未来潮流”之号召力的担心。然而,在美国的政策视野中,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并非一个能够单独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或者按美国官方文件中的说法,如同东欧卫星国那样,中国不过是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对此分析道:中国革命令人担忧之处并非在于其构成了苏联“胜利”的一部分,事实上,中苏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而是作为“贫穷”国家的中国发生的革命将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引发的示范作用,而美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富有”国家如何确立对“贫穷”国家的政策立场。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世界革命的中心正转移至中国和东亚”。作为美国眼中的“中国症候”,中国的政局稳定及其经济发展本身就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美国官方文件亦承认,这一时期南亚和东南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而是这一地区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当前现状的不满和未来希望的缺乏。当此之时,一个从贫弱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形象无疑会增强共产主义对亚洲国家的吸引力,相应则减损了西方制度的吸引力。

从两大阵营“未来潮流”之争的角度来看,1957年是有着特殊转折意义的年份。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打破了美国人一直以来最引以为傲的科技优势,以及附着其上的制度优越感。苏联卫星带给西方人安全上的、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冲击,延续多年未有舒缓。这看似是中苏在亚非拉国家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佳契机。但事实上,由于所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中苏利益诉求的差距越拉越大。苏联更倾向于利用卫星带来的心理优势调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权力关系,中国则试图借助卫星引发的舆情确证历史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进而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毛泽东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重要论断既是对国际形势做出的判断,也是中国调整对内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信号。正因如此,罗斯托(Walt Rostow)才在其著作中回顾说,1957年的苏联卫星效应,不仅将核问题,也将发展中地区(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命运问题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一直处于苏联卫星带来的阴影中。在国际上,美国的威信和形象跌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国新闻署在欧洲几个重要结盟国家进行的舆论调查,英、法、西德和意大利民众普遍认为,苏联在美苏竞争的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相信美国代表“未来潮流”的人数降至历史新低。更加引发美国政府担心的是,当被问道“未来20年至25年,世界主要大国在和平竞争条件下,美、俄、中哪个国家会成为经济上的最强国?”有相当比例受访者(如法国1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会成为经济最强国;而当被问道“上述三国哪个国家会成为军事最强国?”强调中国可能性的受访者进一步增多。在法国,有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会成为未来军事最强国,而仅有1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成为最强国。从问题设置和舆论倾向来看,尽管仍然无法与美苏比肩,但中国在世人眼中已经初显大国形象。

艾森豪威尔政府很清楚类似国际舆论对美国现实政治的重要影响。斯普拉格(Sprague)委员会报告总结说,美国之所以担心自己在世界上的威信和作为一个有活力的进步社会的形象,并非出于国家虚荣,而是由于威信和形象与美国在关键事务上的领导能力有关;美国之所以关心外国领导人对自由社会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理解,并非仅仅出于(我们)传播福音式的(宗教)冲动,而是由于他们的倾向会影响其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并最终影响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导向。“更确切地说,无形的态度可以转化为有形的资产或负债。”同理推论,冷战时期,“未来潮流”话语或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历史站在我们一边”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环境下能够转化成形式各异的诸种现实力量。另外,中国也非常清楚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的基石作用,1958年及其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核武器研制计划,无一不是为打造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形象做努力。

或许由于形势尚不够明朗,或许由于主要精力被欧洲和中东问题牵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出台的关于远东和东南亚政策文件有许多模棱两可、隐晦不明的界定。在中国地位和中苏关系问题上,美国既强调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上升“是远东威胁的主要根源”,又强调苏联仍是中国背后的支持力量,甚至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在1963年之前获得核武器,也必然会是在苏联的监管之下;既指出中苏之间已经产生分歧,又表示相信中苏结盟仍坚如磐石。总体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明确区分中苏在东南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仍然坚持东南亚问题是“俄中共产主义者推动的。”美国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是更大的威胁,并且“比其他威胁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应对,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利益”。无论如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眼中,越南问题并没有上升至政府决策序列中的最高层级。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在换届交接时,只提到了老挝问题,丝毫未提及越南问题。据罗斯托回忆,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政府换届时,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交托的两个重要事件是“支付平衡”与“老挝”问题,根本没有提到越南问题。

然而,就东南亚政策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决策圈已经形成影响其后两任总统的一些固定思维模式:其一,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立”。长期来看,中间地带国家的选择必然是“非黑即白”的,最终会倒向代表“未来潮流”的那一方。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取得的任何一次较为重要的突破,都会造成重大的心理效应,“使这一地区人们在惊慌失措中选择符合‘未来潮流’的道路”。其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相比,亚洲冷战的特殊性在于,“当地共产主义同非共产主义力量具有严重不平衡性”。在可见的将来,几乎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可与中国力量相匹敌。中国正朝向一个世界大国的方向迈进,其主要目标就是成为亚洲主导性力量,将美国的影响力彻底赶出亚洲。其三,中国正树立“样板形象”,试图“抓住”或控制“自由亚洲”国家。中国的真正威胁在于,其经济显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大多数亚洲国家(除了日本)经济的缓慢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共表现出来的超越自由亚洲国家的持续增长能力会对非共亚洲国家的态度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从美国政府情报评估部门和政策分析部门的报告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已经开始考量“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的潜在影响;其对“中国威胁”的解读中,已经包含了对一种有影响力的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担忧。美国非常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动、经济发展中的挫折和中苏间的严重分歧,但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的总体趋向,以及东南亚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评估总不免夸大,并基于此制定出因应政策。只不过这一时期,美国的关注重点仍在欧洲,东南亚形势还没有恶化,非殖民化引发的问题也远远没有达到峰值,因此,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尚没有显现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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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来潮流”阴影下的美国越战升级决策

从肯尼迪上台执政到1965年美国最终向越南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是否出兵越南的争议一直贯彻始终。从内部政策文本来看,支撑美国政府出兵决策的一条主线仍是中国威胁,而“未来潮流”之争则是美国决策层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罗斯托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谈到一个细节:当196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与联合国和美国切断了联系,并与共产主义者艾地(Adiette)密切交往时,这一点看似更加确凿无疑了:苏加诺认为中国将最终获胜。正是这一事件促使约翰逊总统下定决心,为东南亚而战。由此可见,担心“未来潮流”优势引发多米诺效应,的确是美国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

肯尼迪上台前后,正是国际局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从美苏冷战对抗的角度来看,美国国内因苏联卫星引发的恐慌情绪逐渐消散。事实上,现有解密文献已经证实,肯尼迪至少在就职前后已经知道所谓美苏“导弹差距”并不存在,而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更是在履职不久(1961年2月)即公开宣布美苏之间不再存在“导弹差距”。其后美苏在柏林、在古巴、在核军备和军控领域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以“古巴导弹危机”确证了美国的核优势地位,美苏关系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然而,美苏相互妥协放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东亚地区的战略不平衡在美苏妥协的背景下变得更为凸显;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反对核军控谈判的态度,使美苏找到了共同话题。美国不断自我暗示——中国“更不理性,更具侵略性”;苏联则通过强调“中国威胁”来推波助澜。其结果是,美国的注意力日益胶着在了东南亚,随着军事卷入的程度加深,欲罢不能。

与此同时,在与冷战并行的另一条轨道上,非殖民化运动汹涌而来,两股历史力量很快相遇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历史吊诡之处在于,总是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开出偶然的花朵。一方面,冷战的核心要旨之一是,对抗双方都宣称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是历史的终点,并为传播各自的制度模式进行全力以赴的有组织的努力;另一方面,新独立的或处于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欠发达国家急需学习的样板,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主动“邀请”冷战其中一方力量对自己施加更多的影响。尽管如此,新独立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它们的选择也多种多样。事实上,即便有新独立国家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未必与苏联或中国有关联。然而,受冷战影响,美国决策者的思维逻辑已经固化,任何与美国期待不相符合的动向,一律被当作了共产主义干涉的结果。

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背景是,美英(法)之间在东南亚的权力交接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真正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对中南半岛、对马来西亚、对印尼事务的介入只是间接的。正因为如此,在马来亚宣布独立后,美国的反应是,“尽管英国会继续帮助马来亚反击共产主义,美国最终获得了影响这些活动的机会”。直到哈罗德·威尔逊执政时期,英国政府因经济原因决定停止对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军事承诺,并着手从新加坡海军基地撤军,美国才最终控制了东南亚的国际事务。美英权力交接的一个后果是:美国越来越以“东南亚”为基本单位来看待这一地区的事务,在应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倾向问题时,总是会从整个东南亚的利弊得失出发做出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思维逻辑随美国逐渐替代传统殖民势力的进程而不断深化。

这一时期美国官方文件中,充斥着用冷战视角观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动向的评估报告。这些报告特别关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态度的转变,并将其视作中国获得胜利的先兆。肯尼迪就职初期一份关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情报评估确认,“两大阵营间的全球冷战已经将视线聚焦在了东南亚”,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敌人是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此,在美国看来,东南亚发生的每一起危机事件背后似乎都有中国的影子。在泰国,前线外交人员不断传回中国正通过宣传活动来试图颠覆泰国政府的情报:共产党及其特工在泰国广泛传播关于“美帝国主义通过法西斯分子沙立集团来吸食泰国人生命”的歪曲信息,以及通过统一战线来解放泰国的宣传。在缅甸,据悉中国的宣传攻势和军事经济援助活动已经使这里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美运动。柬埔寨的形势更加危急。尽管柬埔寨多次申明在国际关系中奉行中立政策,但在美国政府多份报告和官员的演讲中,西哈努克亲华被视作典型个案,成为强化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证据。在情报部门看来,西哈努克亲王之所以与中国接近,很明显是因为前者确认中国代表着亚洲的“未来潮流”。

在东南亚不断涌现的危机中,1960—1962年的老挝危机成为美国展示决心的一块重要试金石。由于思维已成定式,肯尼迪政府在评估老挝形势时同样认定老挝危机的结果会对东南亚国家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东南亚国家能否抵制共产主义阵营的压力和当地共产党力量的威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美国能够制衡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继续扩张”。然而,包括肯尼迪本人在内的决策层大都认为,老挝的重要性不足以令美国动用军事力量,“南越……是考验美国威信和政策的更重要地方”。尽管如此,老挝危机引发的美泰关系紧张和美国亚洲盟友的批评似乎都表明,如果美国在“中国威胁”面前表现软弱,东南亚国家的舆论倾向就会改变。事实上,其后越南危机进一步升级时,美国表现出对1962年“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强烈悔意。贯穿整个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总体上认为,东南亚民众中有利于中国的舆论倾向在增长,“(他们认为)在历史的旋律中共产党阵营是上升的,而西方则走向势弱”。

到约翰逊总统继任时,行政机构的主流舆论相信,美国在东南亚已经处于劣势,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来应对。约翰逊本人就曾表示,“中国是如此巨大,如此靠近前线,如果失去南越……就会形成一个印象,即东南亚的未来潮流是中国和共产主义”。1964年和1965年接踵发生的两个事件更加强化了这种判断,使行政机构内部原本零星的不同意见湮没无闻。一个是中国成功爆破核装置;另外一个就是印尼危机。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核装置,步入核国家行列。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核技术成功引发的效应类似1957年的苏联卫星发射。美国政府很早就预估,中国的核试验“会成为检验我们政策的一个新的分水岭”。尽管美国极力弱化中国核试验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国间竭力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冷战背景下,中国核试验成功改变了地区力量平衡,增强了中国的威慑能力和大国形象。而紧接着发生的印尼对外政策调整,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东南亚政治风向的改变。1965年,原本持中立立场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了一系列亲共外交政策,并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美国政府内部的评估认为,这已经对“西方在远东的地位造成了伤害”。如果“印尼正式接受共产主义……会被当成国际政治力量平衡的一个主要改变,并为共产主义代表未来潮流的理论带来新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的越战决策,从反游击战,到轰炸南越,进而升级为局部战争,再到轰炸北越,每一步都是反复权衡的结果。摆在约翰逊总统面前的往往是撤军、保持现状、重大升级,乃至进攻北越等多个选项,每个选项下面都列出长长的两列利弊清单。撤军可能导致的不利因素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落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泰国变成中立主义并最终被中国所控制;中国对马来西亚和缅甸的威胁增强;中共控制整个东南亚;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被摧毁。而东南亚又关系着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信誉和地位,因此,撤军还会间接导致美韩关系恶化并引发韩国内部危机;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友好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菲律宾、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削弱美国在印度的地位的同时增强苏联的地位;使北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CENTO)国家对美国支持的可信度产生严重怀疑,等等。美国很清楚自己在东南亚面临着解不开的困局:如果干预当地形势,将意味着美国为一个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亚洲小国、一个非常适合进行游击战的国家,投入无限期的军事承诺;如果不介入,东南亚国家会失去反共斗志和对美国的信心,并强化亚洲已经存在的有关“未来潮流”的失败主义情绪。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越战升级政策充分说明,美国决策层是相信上述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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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对中国担心过度的心理根源

“未来潮流”之争本来就是冷战对抗题中应有之义,它通常与人心向背、制度优劣、威信高下等无形的态度或舆论相联。并且,正如美国决策者所说,这些无形的态度会转化成有形的资产或负债,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及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美国构建并维护的世界秩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爆发的重大危机事件,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对抗的阴影。然而,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关系已非铁板一块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为何出现以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为要因的军事敌对?如果说美苏之间的冲突往往同世界领导地位之争、战略威慑之争和势力范围之争密切关联的话,美中冲突又有何不同?美国为何认定中国有可能成为东南亚“未来潮流”之争的获胜者,并在很大程度上以此为基础决定了美国的战争政策?

东南亚危机应当说是几大历史趋向合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苏之间出现战略平衡,这是美国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的一大前提条件。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决策者过高评估了中国威胁,或者说美国担心中国会左右东南亚的“未来潮流”还源于美国对中国传统与未来力量的恐惧。

其一,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传统影响力的担心。

看似悖论的是,在美国政府的政策讨论和情报评估中,当提及东南亚国家或许会相信中国代表“未来潮流”,并因此选择与中国结盟时,事实上很多时候美国真正忌惮的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毫无疑问,中国对亚洲国家有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美国国务院在内部文件和官员的公开讲话中都提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中国统一和强大时,它都会不断地向东南亚扩张,”而大多数国家会选择与中国妥协。一般来说,东南亚国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好,大多数国家希望能够不受冷战双方的影响,保持中立地位。正因为如此,美国决策层担心,当亚洲国家面临压力时,会自然而然地倒向中国一边;美国必须在任何中国“扩张倾向”面前表现出坚定的决心,领导“自由世界”扭转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日益占据主导的局势;使当地国家保持维护自身独立地位、远离共产主义的信心。换言之,美国要在“中国威胁”面前表现出毫不退让的决心,这是美国决策者选择越战升级政策的主要心理根源。与中国相比,苏联(俄国)历史上从未取得能够辐射整个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英、法、德等国又是遏制俄国的有力屏障,因此,美国在欧洲的冷战对抗中并未产生在亚洲面对中国时类似的“历史和传统”危机。

除此之外,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顽强的生命力也是一种有威慑力的潜在力量。这一时期,美国官方文件中出现越来越多以中国为目标敌人的评估报告和政策文件,越来越多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作为“中国威胁”的证据。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美国必须为一场艰苦的、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做准备。根据报告,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可以等待10年、30年、100年。中国仍是那个中国。在这100年当中,中国的存在会越来越难以被忽视。但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中,一个世纪又算得了什么呢?”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这是历史悠久国家独有的自信,而在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下,这种源于历史的自信又会成为现实的威慑力量。

当然,美国的担心中也含有对长久以来东亚力量对比失衡的深切担忧,无论历史还是现在,“几乎没有非共国家或地区力量能与中共匹敌”。从美国视角来观察,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并未故步自封,而是“借助历史来注解刚从西方学来的‘势力范围’的主张”对中国周边国家施加影响。事实上,信息顾问委员会正是从这一依据出发,论证美国加强信息活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约翰逊政府也是从这一起点出发,不断强调“东南亚总体上处于权力真空,”美国必须成为抵制中国“扩张”的力量;如果美国不能应对中国的挑战,处于中共压力之下的周边国家就会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进而倾向于与北京妥协。

美国对中国的过度担心还源于东南亚地区庞大的华人华侨群体的存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美国并未产生如此深刻的危机感。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是引导这些华人亲美反共,特别鼓励华人社区视台湾为精神家园和文化母国,对台湾表现支持和忠诚。直到确定“中共政权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生命已经成为事实时,美国才表现出极端的忧虑。在美国政府看来,已经确立政权合法性的中国会对海外华人产生向心力。中国每一种成功的迹象——国内经济成长、核科技的进步、对外援助的增加、双边和平条约的签订——都会激起东南亚华人的“民族自豪感”,诱导他们进一步与中国接近。事实上,泰共、马共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左翼组织中华人占据多数的现象,已经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担忧。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策文件中,东南亚华人大多被当作“颠覆性的潜在力量”加以警惕和防范。甚至在出现1965—1966年印尼华人遭到大规模迫害和残杀的事件后,美国不仅没有表现出人道主义同情,甚至弹冠庆祝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遭遇挫折,“特别是在印尼,印尼共产党(PKI)遭遇惊人反转,阻止了一次共产党夺取政权”。

其二,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示范能力的深切担忧。

20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持续发展,越来越多国家脱离原殖民宗主国取得独立地位,这些国家都在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和可以借鉴的制度模式。与此同时,东西方对抗清晰地以两种发展模式竞争的形式呈现出来。发展问题如此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以致包括罗斯托在内的决策智囊认定,“过去十年间,除了不断反复的柏林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完全集中于欠发达地区进行中的革命进程问题。这些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重大的危机事件,并引起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焦虑”。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以有别于苏联的形式对美国构成了新的威胁和挑战。前面提到,美国一开始担心“中国症候”,即担心其他国家会仿效中国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获得胜利,进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但当中国逐渐强大起来之后,美国转而担心“中国模式”,即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号召力,以及中国主动出击的国际战略,“(中国)正积极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从贫弱国家走向强大工业文明的样板,证明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

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与美苏相比,中国更容易与欠发达国家建立认同和共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美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学者出身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把其时美国学术界占据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应用于政治实践中,相信美国可以用理性、正确、一劳永逸的方法解决在欠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以沃尔特·罗斯托为代表的学术-政治精英们成功地将东南亚问题演绎为中美之间就发展道路展开的对抗,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评估和对东南亚形势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欠发达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青年领袖们普遍有一种摆脱当前社会现状的迫切心态。如在柬埔寨,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当前经济变革的步调不耐烦,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施加于他们的限制尤其不耐烦,”他们“越来越易于向共产主义寻求解决方案”。同样的故事在非洲新独立国家中也在上演。许多非洲领袖急切地观察着中国,因为中国亦有着庞大的乡村和不发达特征。许多非洲思想家将毛泽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适合非洲现实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样板(template)。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Nyerere)访问中国后,改变了原来亲美的态度。在公开讲话中,尼雷尔不断强调中国才是世界首要大国,美国和西方在中国力量面前吓得“瑟瑟发抖”。其后,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影响力出现了实质上的增强。因此,中国威胁与苏联威胁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些东南亚国家认为,“(中国)提供了快速工业化问题的答案,即基本原理、广泛的人力动员和内部纪律”,中国才是其可以仿效的样板,代表着“未来潮流”。

尽管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加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并派出大量志愿团体与和平队成员到欠发达地区指导当地的经济发展,但短时间内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美国的政策难度还在于,它必须向世界证明,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共生的关系,“可以通过民主方式来满足人民的愿望”。不过,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一般更倾向于用威权维持稳定,用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促进发展。就连美国投入大量援助资金、并亲自指导现代化实验的南越,其政权也是以家族统治为特征的,更遑论其他国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深陷国内政治斗争中,政治集团分成左、中、右三个派别,并利用冷战形势各自寻求外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纷争与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联,但在美国的解读中,国内权力斗争往往都以意识形态斗争的面目出现,从而夸大了东南亚地区共产主义影响力的范围和广度。

客观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确有的放矢地开展活动,拉近自己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一方面,中苏分歧公开化后,中国加强了对外形象的塑造,用各种方法宣传“在指导亚非拉欠发达国家方面,自己的经验比苏联的经验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在国际格局中,中国不断寻求与欠发达国家建立身份认同,并将美欧放在了对立面。与美国总是挥舞“自由”意识形态大旗不同,除了在特定组织内部展开活动,中国“并未太多强调共产主义”。相反,中国非常强调其与欠发达国家共同经历的悲痛: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反新殖民主义。一份1965年的美国官方文件提到从中国获取的一份重要政策文件,其中,中国国防部部长林彪表示,整个亚非拉国家组成了世界的“农村”,将包围由欧洲和北美组成的“城市”,并用革命浪潮淹没后者。在美国看来,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仅阐明了中国推动世界发展的大战略,也明确了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和定位。

应当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战略对美国决策者构成了真实的挑战与压力。美国决策层相信,如果不认真应对的话,美国很可能成为孤悬海外的大国,甚至最终被中国引发的这股浪潮所吞噬。盖源于此,美国才一再向其盟友解释,美国对华政策有许多原因,不仅是为南越,更是为了亚洲其他地区人民的“自由”;防卫南越与防卫柏林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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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美意识形态对抗视角下的东南亚历史叙事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令朝野上下深感震惊,不同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注释不尽相同。麦克纳马拉对越战决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成为解释越战的经典叙事之一。相比之下,罗斯托的说辞却少有人认同。然而,回溯过去,罗斯托的越战历史叙事尽管不乏辩解的成分在内,却也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美国决策层在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所思所想。

关于越南战争,罗斯托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战争本身的惨痛和失败是真实的,但这场战争,从来就不仅为南越,这实际上是一场关涉东南亚未来的战争。罗斯托不是很赞同多米诺理论的提法,他认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满足当地人追求现代化发展的愿景,并为实现这种愿景而争取时间的努力。”换言之,“美国在越南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当地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不受大国干扰和意识形态教条的影响自主选择其未来”。如果美国没有表现出坚定的遏制共产主义的信心,就可能影响很多亚洲国家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亚洲领导人,特别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深知美国存在的重要性,“东南亚民主的全部未来、东南亚的未来走向都悬线于此。这就是越南战争的意义。……老挝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仍是二战以来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延续,只不过,受中国崛起和非殖民化浪潮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对抗增加了新的元素。另外一个新的因素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外输出“美国模式”的热情空前高涨,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决心“把一种新的坚强而有活力的精神灌输到美国在世界事务方面的历史作用中去……要在世界各地把美国理想变为现实”。罗斯托认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试图通过促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来对抗共产主义的制度模式,这是美国制定越南政策的起源。然而,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肯尼迪在其首次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到,“时势变得非常糟糕,时间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其后,美国国务院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也提到“在远东,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新能量级的中共威胁,时间并不站在我们一边”。在罗斯托的解释框架中,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要义,包括美国的越战决策,都是为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赢得”时间。由是观之,美国虽然最终“不体面地撤出”了越南,但“约翰逊总统最初设定的战略目标——遏制共产主义影响东南亚——实现了”。

罗斯托的东南亚历史叙事并不完全是事后智慧,在1966年以后约翰逊政府的内部文件中,已经不断提到美国东南亚政策实施的“良好效果”: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发生巨变,缅甸与美国关系修好,老挝与南越和泰国的关系有所好转,中国陷入内外政策的危机,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来越紧密地与美国联合,地区间的合作加强,等等。最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在越南表现出坚定的决心,“中国模式”已经不再被视为代表“未来潮流”,甚至走向了反面。同罗斯托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后来当选总统的尼克松。他认为,越战使美国在亚洲其他区域获得了巨大的机遇:美国成功抵制了共产主义成为亚洲“未来潮流”的必然性预期;印尼反共力量最终找到了勇气和力量,扭转了局势;越南吸引了“北京”可能投入印度、泰国和马来亚的力量;总之,“没有美国在越南的承诺,亚洲的图景会完全不同”。

由于美国的介入,亚洲的发展图景的确改变了,但也偏离了美国预想的方向。由于过多纠结于与中国的“未来潮流”之争,美国在这一地区投入了不成比例的资源,使得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隐隐出现了战略优势。约翰逊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已经被迫着手调整对华政策,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中美和解的历史机遇。关于“未来潮流”之争,约翰逊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解读。如在中美关系上,一部分人建议消解中美间谁代表“未来潮流”这一问题,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相互关联的、多样化的世界才是未来潮流,”并且应当寻求中华文明快速加入这一合作性的多样化的共同体。在亚洲国家建构问题上,承认亚洲国家重塑各自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论成败,这些国家事实上都从自己的传统出发,借鉴了国外多种发展模式。也就是说,美国虽然否认中国代表“未来潮流”,但承认“未来潮流”会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美国虽然强调自己可以对欠发达国家施加影响,但承认自己无法“塑造”东南亚国家的未来。尽管这些声音在当时未必占据主流,却预示着中美关系的一场大变革和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大调整即将出现。

梳理冷战研究的学术史可知,无论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还是新冷战史研究,大多认同冷战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然而,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随着近些年各国外交档案的开放,诸如此类的问题才逐步被揭示出来。就中美意识形态对抗而言,“未来潮流”是一个关键词,它在20世纪60年代被赋予“发展”和“进步”观念的全新内涵。对中国而言,“未来潮流”隐喻中国的制度合法性和民族自豪感;对美国来说,能否阻遏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关乎美国的区域乃至世界领导地位。对中国传统影响力和现代示范能力的担忧促使美国政府在亚洲采取了强硬措施,其结果就是美国在越南的惨败和在亚洲的“战略错位”。客观来说,意识形态很难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单独发挥作用,但它的确可以对决策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并作用于整个决策过程。60年代,冷战与非殖民化并轨的特殊国际形势,美国加诸自身的所谓“自由世界领导”责任,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以及一群相信“系统理论”的决策智囊,都制约着美国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在罗斯托看来,所有的步骤都是深思熟虑、仔细权衡的结果,约翰逊总统几乎别无其他选择。“未来潮流”之争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借此可以窥视美国决策者如何基于对中国的有限认识和观念差异制定预防式的对华政策。更重要的是,类似思维模式仍在今天美国对华、对东南亚决策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本文作者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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