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从政治的高度认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2）

二、从政治的高度看待“一带一路”

（一）推进“一带一路”要讲政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说得通俗点，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账房先生的视角、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外媒说我们要搞新的“马歇尔计划”，要通过“一带一路”挣大钱、要扩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要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正确利义观下广交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战略做准备，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办了。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习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来出访了许多国家，留意观察，就会注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多在第三世界国家，连南太平洋那些小国都去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没有朋友的国家是不能胜利的。比如今天的日本，在高科技军事装备方面，它是强国，但是它没有真心实意的盟友，更没有足够的同情国，这就没有打胜仗的条件。

文以载道，路以载道；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我们不能将“一带一路”理解为资本和地缘政治扩张的地方，而应将它看作是与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中一起创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基础准备的地方。其策略意义在于不用传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辩证方式，破解霸权压力于无形，“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是这样打破美国压力的。当时中国有乒乓外交，乒乓赛事不为输赢，只为友谊，特别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每次比赛结束后就会有一拨新朋友。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这话用今天习近平同志的话解读就是要有“正确义利观”。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读了这些讲话再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有了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2013年习主席访问非洲，在那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世界影响力。非洲朋友们对当代中国的敬仰是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相联系的——这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不能“坐吃山空”，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壮大这种软实力。毛主席说“友谊要靠政治”，还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同样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要义，不懂政治的帮忙会反帮“倒忙”，不懂政治的帮人反会帮出仇人。

俄国人曾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就是这种帮人不成反结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同年9月，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对拟建中的东清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并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股票名义上属中俄两国商民（中国出资5百万两白银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来经营）；80年为限，期满后，铁路及其财产全归中国；自通车之日起，36年后，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铁路。合同还规定，中国提供筑路地皮，“不纳地价”；铁路的宽度（宽轨）、行车规章与俄国国内的铁路相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俄国利用该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等，使中国在铁路地段的主权丧失殆尽。1897年12月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财政困难，答应向中国借款，条件是将中俄在东北的“合同”向蒙古扩大，俄政府要求签订一项条约，规定：第一，俄国拥有在满洲和蒙古修建铁路和在上述地区经营工矿业的独占权；第二，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建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靠近辽河口）以东的任一港口的支线；第三，俄国可以在它任意港湾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均有权驶入。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此约共9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期满前可由两国相商是否展限延长；（2）租借地内地方行政由俄国主掌，中国不得在此驻军；（3）租借地以北设立“中立区”，其行政由中国官员管理，中国军队经俄国同意后始得入内；（4）俄国可由中东路某站（后选定哈尔滨）修一支线至旅顺、大连；（5）旅顺口仅由中俄两国船只使用，他国军舰与商船不得入内。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该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不得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地区的铁路权让与他国；（2）不经俄国同意，清政府不得将“中立区”及沿海口岸让与他国，亦不得将“中立区”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此后，旅大地区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东北三省成为其势力范围。1898年8月中东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三线。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和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逾2 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铁路全线通车。

不可否认，当年俄国同意修建中东铁路出发点也有帮助中国的成分，由于俄国人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朝鲜战争后，尽管俄国人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东北，但其沙文主义思维继续损害着俄中的关系。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 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6月7日，毛泽东读到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报告后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 毛泽东这时生气的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沙俄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援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回头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对方毅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组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如果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毛泽东时期中国人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软实力则是支撑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毛泽东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今天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必须看清的首要问题。

（二）推进“一带一路”要讲辩证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方面要解决好两方面的认识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与主权国间的关系问题。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陆运要经过一个一个主权国，而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公海好说，主权国每一步都很难走，仅铁路反复换轨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俄罗斯在本国境内修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只用三四年就修通了，相反，在中国修一条中东铁路，五十多年都是没完没了的恩怨。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到人家主权国去修高铁，这里投资容易收益难。投资大家都是欢迎的，没问题，但是当利益回报需要很长时期的重资产下去后，下一步的“互利互惠”，才是你要面对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上中俄修建“中东铁路”方面的教训，认真总结、学习和继承新中国经援外交的成功经验，考虑得更加周到一点。毛泽东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交朋友是主要的，不能急于求成。

有的同志说我们实行的是新的“马歇尔计划”，多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人最怕的就是马歇尔计划。原因在哪呢？马歇尔计划的目的真义并不主要在对苏冷战，而在于落实罗斯福生前分裂欧洲的政策，当时罗斯福的欧洲政策的要义是保持欧洲的碎片化。

1939年罗斯福考虑出兵欧洲抗击希特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罗斯福认为当时欧洲存在被希特勒强行统一的可能。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对此罗斯福认为，美国必须出兵阻止。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之类的绕口令，如将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将其兼并为一体。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罗斯福出兵的结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的状态。

为了保证欧洲大陆“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罗斯福寻求斯大林的支持。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温斯顿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看清了美国的目的，意识到张伯伦当年的绥靖政策的良苦用意，真是悔不该当初。当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去世，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有很多压力让我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因而未能参加罗斯福的葬礼。但同样也“有很多压力”，也“不能在这个最危急和困难的时刻离开本国”的斯大林则与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据哈里曼回忆：“罗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员部所有副部长到场。”1946年，丘吉尔要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发誓要搞“欧洲合众国”，推进欧洲统一。马歇尔一看这不行，欧洲统一了，美国这仗就白打了，只有欧洲破碎，美国才会有从容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老英国的视角。老英国治理欧洲的方法，就是在其破碎中大获红利。现在美国也是这样。为此，马歇尔在丘吉尔要利用欧洲经济危机对其实行二次统一的当口，撒下一大笔钱，比如在欧洲“骨折”长好前，马歇尔及时撒了一层“黏合剂”，其后果是提前将欧洲版图的破碎性固化了。当时美国的目标造成了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陆两翼破碎。保障后者目标实现的就是美国与苏联、英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把中国一分为二。但是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下，他们分裂中国的图谋最终破产，1949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今天我们一些同志还要再搞“马歇尔计划”，其实这会引起相当一些欧洲人内心的隐痛。2008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时欧洲一些人——他们想利用这次危机将小国主权中的关键部分收入欧盟——就不再愿意让比如冰岛、希腊等这些小国接受欧洲以外的金融援助，其原因就是出于当年马歇尔计划让他们体会到的那段撕国裂土的后果。

第二，如何认识“一带一路”阻力和风险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再西开丝路，可能俄罗斯会碍事。但是大家想想，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对通畅的时期主要集中在汉唐两朝，汉唐在这一路面临风险是匈奴和突厥南下及来自中亚的“黑衣大食”东进的压力。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大漠地带的控制往往是鞭长莫及的。在沙俄东进之前，填补这一真空地带的一直是匈奴、鲜卑、突厥等马上民族，唐时西面更有“黑衣大食”东扩的压力；沙俄由西而东过来后，我们的丝路基本中断，但另一方面，西北“匈奴问题”、突厥问题甚至中亚类似今天的IS即“伊斯兰国”的威胁也基本解除，北方草原马上民族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地被沙俄挤压到东北。明朝之后，中国南方海上压力日增，其北方政策考虑的更多的不是独控，而是让谁填补这块战略真空地带更有利。今天我们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国在东部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我们无力单独应付西面的战略压力，这正如俄罗斯在西面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无法单独应付东面的战略压力一样，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丝绸之路上彼此都会有“老九不能走”的需要。

2014年3月，习主席访欧，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我们一幅地图。这个地图有明显的战略指向，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北方俄罗斯。当时德国在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进逼，它当然希望我们在东部对俄造成牵制；但中国不会在中俄合作问题上不顾大局，重犯王明式的“笔直又笔直、纯粹又纯粹”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重犯三国东吴因贪荆州小利而造成东吴蜀汉两家双双败亡在北方魏晋政权脚下的错误。

推进“一带一路”要有辩证思维，辩证法讲究的是矛盾转变，将阻力变为动力，将风险转化为机遇。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雄厚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