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维护国家安全，防控系列风险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系列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风险与安全是矛盾的一体两面，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及时有效地识别与防控风险。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处在转捩点，国际更加不确定，各种矛盾问题叠加，风险隐患集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正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这既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机遇。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1]
一、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就是要发展。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根本上扭转技不如人、器不如人的状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发展将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俢昔底德陷阱”、“周边安全陷阱”以及“颜色革命陷阱”依靠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依靠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靠发展。回应人民期待，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系列民生问题，依靠发展。发展是基础，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没有经济的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过去我们依靠发展经济，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缩小了与西方大国的发展差距，一跃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最终靠的是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2]中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仅有经济物质的发展，更有精神文化的发展。
发展就是最大安全。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安全。“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3]只有与临近国家一起发展、共享发展，中国才能赢得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不安全。发展停滞或发展迟缓，就会丧失解决地区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问题的总钥匙、金钥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始终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4]
二、没有意识到的风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产生大冲击，由此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际贸易徘徊不前，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暗流涌动，“黑天鹅效应”不断增多，全球范围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这种客观性不断增加的情形下，国家安全工作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从而准确认知判断风险，及时有效防范应对风险。
然而，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总有落差，存在决定意识，意识的进步通常总是滞后于存在的变化，现实中很少有人真的能做到一贯地因时而化、与时俱进。在安全工作技术层面，要维护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会发生风险。这些都是对风险的及时而有效认知，而有效认知风险，是及时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客观存在的变化有时让诸多负责任的专业队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更何况，长期以来我们的干部队伍普遍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尤其是能力不足危险，导致“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5]
近些年来，天津港重特大爆炸事件等安全生产事故、3·14拉萨暴乱与7·15新疆恐怖袭击等系列治安事件，在没有任何预警、更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形下突然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6]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能力问题，即认知能力有限，但是也可能是主观意识，不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客观能力，可以通过学习、锻炼加以改进提高。但是，倘若出于主观意识，即“装睡的人最难叫醒”，看来似乎只有当头棒喝。因此，对待那些假作为、不作为的人必须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惩戒。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为了解决能源瓶颈制约，还有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大干快上一大批核电项目，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黄河到长江，从渤海之滨到洞庭湖畔，近百个核电项目如雨后春笋，大干快上。核电安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正是在一万中始终不能排除万一，整个西方国家对发展核电愈发谨慎，并纷纷落实到关停并转的系列行动。有鉴于此，中国的勇猛行为令世界讶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语出惊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诚然，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恶劣影响，以及天文数字般的善后费用，给前苏联以沉重打击，但最致命的伤痛，始终还是在人们心灵上划开的那道伤口，这道伤口最终令一个曾经强盛的国家分崩离析，并且直到3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愈合。
“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7]
三、重大或系统性风险
所谓系统性风险，原本特指金融领域且相对于结构性风险而言，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所在的整个系统(机构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汇率风险等。系统性风险通常不能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此又被称为不可分散风险。国家安全中的系统性风险，有别于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且相对于局部性风险而言，是指一个事件在彼此关联的机构和市场所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甚至比“大萧条”更加严重。因为此次危机不仅具有“大萧条”时的周期性、结构性因素，而且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从而使得2008年的大危机更具有系统性，更具有杀伤力。危机不仅掀起世界范围的金融海啸，而且诱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以及导致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局更迭。远远超出了金融系统、经济系统，波及社会系统乃至政治系统。
习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都提到过“系统性风险”，或集中于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例如，2014年夏日的股市震荡，令众多投资者记忆犹新。“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8]或泛指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风险。“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具有充分条件，也面临艰巨任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9]“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10]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贫富分化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势下，爆点多，燃点低，热点层出不穷，焦点变化万千，内外风险交织叠加联动，认知不清晰，应对不及时，处置不妥当，很容易导致风险不断而快速积累，最后很可能使得一般风险酝酿成重大风险、局部性或区域性风险发酵成系统性风险。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风险无疑是重大风险，但是重大风险不一定是系统性风险。重大或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出现颠覆性或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
有鉴于此，防范系统性风险实质就是要努力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1]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12]
四、风险综合体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及时有效识别与防控风险，防止风险聚积，即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也就是所谓“滚雪球效应”。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信用等级低下(实际的无力购房者)借贷买房而形成的次级贷，在美国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很低，低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是，这些原本很不起眼的存放在银行或贷款公司中的次级贷或次级债，被投资银行拿去进行“深加工”，与其它诸多资产混装在一起，而后花高价让评级机构打上优质资产的标签(如AAA)。这样，稻草变成了金条，卖给国际各大投资者。因为有诸如AIG(美国国际集团)等保险巨头的保险，投资者不但放心购买，而且还争相持有，且不断炒作。而当，利率高企，屋价下跌，借贷人(买房人)因不能获得银行提供的透支而发生断供，风险一路延烧且被不断放大。在保险公司无力理赔后，波澜壮阔的危机便由此生成。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一种比较典型的类似“滚雪球效应”而引发的危机。
社会政治领域因“滚雪球效应”而引发的危机也比比皆是，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佛朗西科·费迪南大公视察帝国波黑省的首府萨拉热窝，在那里遭到塞尔维亚激进分子的刺杀，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迅速发酵，由此引爆血流成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因为有“滚雪球效应”，所以才有“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古训，才有“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13]的谆谆告诫。
国内外风险联动叠加易于形成“骨牌效应”。实际上，风险防范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外部风险演化为内部风险，而不是内部风险演化为外部风险。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开放的经济体因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贸易、国际融投资，如此非常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传导与危机感染。大国、强国也通常利用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合理，转移风险，转嫁危机。1997年，泰国爆发了因汇率动荡而引起的金融危机，近水楼台先得月，失火城门殃池鱼，危机很快延烧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近国家，而后经由香港与台湾“接力”，竟然一举将韩国甚至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拖入金融风暴潮的中心，这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危机在泰国生成后，在东亚形成了典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今天，在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中会频繁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这个概念的最初运用也不是经济金融。新中国的成立，大大地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乃至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更加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1954年4月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890-1969年，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年在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在东南亚，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多米诺骨牌”理论意在为美国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制造理论根据，由此建立起一个以反共反华为宗旨的国际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此后，人们常用“多米诺”来形容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连锁反应现象。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的蝴蝶偶然煽动一下翅膀，很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是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中国的各重要领域安全中，政治安全可能最为接近“蝴蝶效应”。
在中国的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4]，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坚定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党与人民亲密无间，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就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与捍卫人民的一切正当权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迄今为止任何制度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也利用这种“无限责任”，制造事端，离间党和政府，党和人民，如此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风险上升或演化为政治风险，让风险交叉感染，形成风险综合体，如此便有了所谓的“蝴蝶效应”。
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15]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1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概括了国家安全风险所涉及的滚雪球效应、骨牌效应与蝴蝶效应，高屋建瓴，言简意赅。
五、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对待规律的风险
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是一类成语故事，往往增添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增加文人生花妙笔的色彩。但是，实践中相关“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韩非子·五蠹》)的经验主义，以及“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教条主义，总是不断在害人害己，甚至祸国殃民。纸上谈兵，现在被讥讽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者，但是，历史上被熟读兵法的赵括运用到实践中，便是无比灾难，长平战败，赵国四十余万大军被坑杀，随后被秦国灭亡。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误国祸国，危害国家安全，在中外历史上俯拾皆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丧失了近乎所有的根据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教条地对待苏联成功经验，在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左”倾和右倾错误，积累了很多问题与矛盾，最终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因为我们在一些领域教条地对待西方“成功经验”，照搬西方教科书，甚至全盘西化，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被不断侵蚀，贫富严重不均，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维护社会稳定的代价不断攀升。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西方其它科学性论述以及国际经验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性运用、创造性发展，不能墨守成规，不可生搬硬套。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有共性，更有个性，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施策。即使是同-领域、同一事务，也要因地因时因势制宜。风险往往来自用一成不变的经验解决所有问题，用过去有用的经验不加变通地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复杂问题，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小的风险、局部风险得不到及时化解，不断积累，很有可能演化为大的风险、系统性风险，最终生成危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是习近平国家安全思想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神实质。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国内党内滋生了骄傲自大情绪，“革命人民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习惯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如广泛发动群众，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将行之有效的社会运动规律，运用到经济领域，从事经济建设，如“大炼钢铁运动”，甚至还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等等，用群众运动解决经济问题，用阶级斗争手法解决生产斗争问题，等等，其结果最终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教训都很惨痛。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各级领导近乎都是抓经济的专家里手，增加GDP的高手。因为经济的成功(只能说初步或阶段性成功)，国内党内同样滋生了骄傲自大情绪，认为所有问题、再大困难、多么凸显的矛盾都可以“搞定”“摆平”，“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认定与迷信“万能钥匙”，尤其是经济万能、金钱万能，人民内部矛盾甚至非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通过人民币加以解决，只是数量大小而已，习惯用经济规律去解决社会问题，用过去的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解决今天的维护国家安全问题，这样的情形一而再发生。农民问题显然是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多年来我们执迷用城镇化、房地产化或直接划设政治指标来加以解决，结果是土地纠纷源源不断，拆迁上访川流不息，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干部警察疲于应对。不仅增加当前隐忧，而且还可能埋下无穷后患，进城农民没有稳定就业，一旦大规模沦为流民，社会政治风险难以估计。
辩证唯物主义清楚地告诉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迷信“万能钥匙”，尤其是经济万能、金钱万能，最终不仅入门无方，而且还会碰得头破血流。现实中，人们的进步有两大类：一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知识学习经验;另一类是跌跤，碰壁，跌得鼻青脸肿，碰得头破血流，从教训甚至惨痛教训中，从反面教员中，取得进步，所谓“反者道之动”。而且，反面教员往往比正面教员更加刻骨铭心，更有说服力，更能使人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生动而具体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17]只有全面、深入、科学地理解把握规律，适时、具体、创造性地总结运用规律，才能防止积小错而成大错，防止出现系统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
注：[1]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2月17日)。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
[3]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21日)。
[4]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2016年9月29日)。
[5]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
[6]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7]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后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
[8]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9]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
[10]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11]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2013年10月7日)。
[12]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2014年2月7日)。
[13]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
[14]2016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引用了这句话。这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时的讲话。类似讲话如“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参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15]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
[1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17]《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2008年3月1日)，《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