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友：当务之急不是推翻阿萨德，那是什么

“推翻阿萨德已经不是当务之急。”

当3月30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公开说出这句话时，不知道已经被美国围追堵截五年多的阿萨德会作何感想。

与妮基·黑莉前后脚，正在土耳其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发表了类似言论，他说：“阿萨德的去留，由叙利亚人民决定”。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下，美国高级官员接连发出此类言论，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试图改变奥巴马时期叙利亚政策的重要信号。

然而，阿萨德也不能高兴的太早，美国高官言语一出，即遭到了美国内部及其盟友的反对，纷纷表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甚至认为阿萨德如果不下台，叙利亚问题甚至中东地区冲突无法得到解决。不过，俄罗斯方面则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时期就多次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不是想方设法颠覆他国政权。对此，阿萨德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也表示，如果特朗普真正想反恐，我们将是“天然的盟友”。

跌宕起伏的美叙关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叙利亚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行省转变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国。这一时期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叙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是部分美国石油公司参与叙利亚石油的勘探与开发。二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叙利亚于1946年获得独立，同年美叙建交。

自美叙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曾于1967年和1986年两度断交。总体上来看，美国对叙利亚一直采取制裁为主的政策，以促使其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推行了一系列中东政策，以扩大在中东的军事联盟。叙利亚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油气资源，在美国中东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杜鲁门政府“第四点计划”等的指导下，美国对叙利亚采取了有限的经济、军事、信息技术和教育援助。

但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以冲突不断显现，美叙分歧日益凸显，叙利亚曾在50年代初两度拒绝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随后，美国通过策划颠覆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政变、暗中刺杀叙利亚军队的代理参谋长马耳基等举动干涉叙利亚的内政外交。这一系列隐蔽或公开的行动非但没有迫使叙利亚妥协，反倒将其推向苏联阵营，美叙关系尖锐对立。1979年美国开始公布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以来，叙利亚因每年都位列榜单而遭到美国的制裁，美叙关系龃龉不断。

海湾战争的爆发和苏联的解体，为美叙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契机。叙利亚配合美国出兵打击伊拉克、两国高官多次举行会晤、叙利亚配合美国重启中东和谈等，都使美叙关系一度缓和。“9·11”事件爆发后，叙利亚表示愿意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上与美合作，并向美国提供了一些恐怖组织的情报，还加强对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的保护。

但随着美国在中东推行“反恐战略”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美叙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由谁主导反恐斗争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叙利亚因与哈马斯的关系，甚至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公开支持伊拉克的立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布什总统签署了针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案》，美叙关系急剧恶化。

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有限地调整了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即通过接触与合作逐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取消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致使美叙关系逐渐表现出缓和的迹象。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升级，奥巴马政府强硬地坚持巴沙尔下台的主张，致使美叙关系又陷入长期恶化的困境。

作战中的叙利亚自由军

特朗普在中东有一张更大的网

特朗普既不是一个像小布什那样的“干预主义者”，也不是奥巴马那样的“传统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商人特质的“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要做到减少支出，增加效益。具体来说，第一，减少美国在海外的“支出”，包括外交与军事投入；第二，与一切可能的合作者进行合作，摒弃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敌人的思维模式；第三，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平衡介入的成本与收益。

据笔者观察，特朗普时期，美国可能的中东政策可以通过“面”（宏观）、“线”（中观，具体问题）和“点”（具体国家）来窥视：

从“面”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基于三点：第一、反恐的需要；第二、减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介入成本；第三、安抚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因此，特朗普未来的外交政策，至少是在近一年内，都会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中东地区，因为在奥巴马任期内，无论反恐的效果，还是美军陷入中东的程度，抑或是中东地区盟友与美国的关系，都未达到理想效果，反而有愈来愈差的趋势。

从“线”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三大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以及中东内战问题。

第一，恐怖主义问题。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来说，美国在中东地区需要应对的极端组织主要有“伊斯兰国”（IS）及其它圣战组织，如“征服沙姆阵线”、“基地”组织，其中尤以IS为主。从特朗普及其外交事务顾问的政策倾向以及近期行动来看，以反恐为目的措施有：1.颁布“穆斯林禁令”，加强美国国内穆斯林的管制，比如进行实名登记，建立穆斯林人口大数据，进行实时检测，此外可能会出台一定的法律对恐怖主义活动进行监控和惩治；2.建立“泛强人联盟”共同打击中东恐怖组织，具体来说就是与普京、埃尔多安、塞西，甚至阿萨德建立集体行动机制；3.在打击IS方面，可能会适度放弃与叙利亚反对派（如叙利亚自由军）以及库尔德武装的合作，集中大国力量对付IS，如土耳其和俄罗斯。

第二，伊朗核问题。虽然特朗普本人及其顾问团队均反对奥巴马同意签署，甚至认为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是一个“历史的灾难”，但是伊朗核协议的达成是世界主要大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集体行动的成果，并且受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所以特朗普时代不会撕毁或者是重启谈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不否决协议，但可以通过美国企业对伊朗实行“背后制裁”。但不管怎样，伊朗核协议不会发生变化。

对于特朗普来说，中东仍旧是重要议题之一

第三，巴以问题。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个强烈的亲以人士，上台后已在公开声明会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以及承认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合法性。这无疑明示了美国承认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合法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月份访美期间，特朗普甚至表示巴以问题“一国方案”可以考虑。

第四，中东地区的内战问题。中东地区目前发生内战的国家有：叙利亚、也门、利比亚、阿富汗、索马里，其中叙利亚问题是目前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内战无法解决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外部势力的介入，如利比亚内战中的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以及美国势力的掣肘，也门内战中的伊朗、沙特以及美国等。所以，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逐渐从这些地区抽离，减少美国资源的投入，集中精力进行反恐。

从“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时代可能会继续维持和加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并进一步扩大可以合作的国家或者组织。具体来看：1.加强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主要有埃及、约旦、摩洛哥、海合会国家，其中埃及和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的支点，而摩洛哥和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劳模”，积极践行和推广美式民主。而在奥巴马时期，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国都与美国发生过不愉快；2.改善并加强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两者都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特朗普获选后，两国首脑均第一时间表示表示祝贺，尼塔尼亚胡更是早早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更多是反恐的需要，而与以色列的关系主要考虑到美国的国内政治；3.改变对叙利亚政府的态度，可能会在反恐上在进行合作；4.孤立伊朗，建立“反伊朗大联盟”。

特朗普入主白宫已有两月之多，其与中东地区的互动，从中东“禁穆令”颁布开始，经历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和沙特副王储萨勒曼会谈，主动邀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访美，一直到近期国务卿蒂勒森访问土耳其，黑莉对叙利亚问题的表态。由此看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并不是外界认为的“新保守主义者”或者“地区主义者”，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虽然现今美国中东政策还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中东地区事务将是特朗普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区别只在于策略上。

最后，笔者以美国中东问题专家乔尔·S·米格代尔2014年在《流沙：美国在中东》一书中观点作为结尾，他认为美国正确的中东政策应该是建立广泛的盟友体系，并推行渐进式的改变，而非利用武力强制推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