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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裕荣:老前辈哭着说:看不到统一了

2017-02-28 13:00: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可以说是刚冒出芽就被扑灭了。在当时不能说是一支,但是有这样的想法及立场的人,在出狱后很快就投入到以老政治犯及夏潮主导的群体,投入当时风起云涌的党外连动及其后的劳工运动。尤其我们阵线的赖明烈投入最多,因劳累过度把身体都搞坏了。案头戴华光,他认为恐吓美商是为加速中美建交,让祖国的建设可以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而这个目标也已经达成,出狱几年后就返回他祖籍地河北定居。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这是一个在台湾都很少为人所知的组织。从1987年成立至今三十年来,这个组织聚集了二二八之后“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后辈,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在理想上互相激励”,砥砺前行,为了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默默坚持和斗争着。

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之际,观察者网采访了互助会现任总会长蔡裕荣,他同时也是1977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的当事人之一,这是一桩更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案件。让我们在蔡会长的带领下,揭开历史面纱,理解今日台湾何以如此。

我们的理想是社会主义,是祖国统一

观察者网:您现在担任“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些互助会的基本情况?

蔡裕荣: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是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成立的。其实在成立之前,我们这些老同学出狱后分散在不同地区就有一些小群体了,平时会利用婚丧嫁娶的名义做一些联系。后来有人发起,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全省范围内的互助会,就利用一次吃拜拜的宴会,开了一个全省代表的筹备会,成立了这个组织。

成立之初我们有会员大概一千多位,97%以上都是坐过牢的,还有几位虽然没有坐牢,但跟这些前辈关系很好,也邀请他们一起入会。一开始成立时,我们的活动主要限于成员内部做一些情感连谊、生活关照、思想激励,为了要彰显我们的理念,逐渐向外扩展。互助会的会员出钱出力,促进中国统一联盟的成立,推动工党(分裂后再成立劳动党)的成立,还有推动夏潮联合会的成立。每个团体都有不同的受众,像夏潮联合会主要面向青年,劳动党主要面向劳工。所以会员的活动,除了聚会、演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募款,让这些统派组织能够维系下去,团结这些促统的组织。

我们的宗旨就是: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在理想上互相激励,这个不是从互助会成立以后才这样的,而是在坐牢的时候大家彼此就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情感,把国民党的监狱当成共产党的学校。在台湾反共的氛围下,也很难伸张自己的理念,同志之间会利用方方面面的机会,来纾解自己郁闷的心情。出狱之后,很多人在工作上受到阻碍,因为老板怕被找麻烦,不敢用这些人,所以我们就相互之间介绍一些愿意接纳的企业。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举行2016秋祭活动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228事件七十周年春祭仪式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互助会的宗旨是“在生活上互相关照,在理想上互相激励”,这个“理想”是指什么理想?

蔡裕荣:这个理想第一是指社会主义,第二是祖国统一。在我们看来,这是两条并行的路线,没有所谓的先统后左,或是先左后统。这个理想信念一直维持到现在。

其实在台湾,我们的声音都是被封杀的,即使从1992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举办追思大会活动,但台湾媒体就是当我们不存在,这是他们面对我们时采取的手段:即使你们办再多的活动,我们就是不报道。所以社会上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包括大陆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其实我们从1950年代就开始存在了。

今年是互助会成立30周年,当时成立时老前辈的年纪大概在55-65岁之间,还是活力旺盛,现在大多数都是85-95岁之间,活动力也衰退了,去年有一位101岁的才过世。我们目前有800多会员,第一代会员大概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是受难者的二代、三代,老前辈逐渐凋零,二代开始承接父辈或母辈的理想信念。

前任总会吴荣元【注】在接任总会长之后,我们还是有转变,互助会开始直接的、独立的对社会发声,首先我们提出“还原历史真相,伸张历史正义”这样一个对社会的诉求。台湾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日据时期发展出来,但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后续的反共社会结构下,基本上被镇压、湮灭掉了,所有正义的声音被压制下去,“台独”势力和氛围开始蔓延。所以后来我们也做了些改变,开始在秋祭活动中向社会发出邀请,但实际效果也不是很好,主要是老先生先后凋零,很多人年纪也大了,没有办法长途跋涉来参加秋祭。

我任会长以后,户外的抗争活动都比较少通知老前辈了,但是走得动的老同志都会来。前几天的互助会台北分会会员大会,我还被老前辈批评,说这样的户外活动都不通知他们,他们了解我的用心,但是他们能够出来,觉得自己还活的很愉快,觉得自己还有价值,这就是我们老前辈的精神,我们也要用他们这样的精神教育下一代。

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些老前辈的口述历史,动员年轻学生来参与到这项事务中来。一开始很多老前辈是拒绝的,他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认为口述历史是在宣扬自己。后来我一一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就用你们的历史来教育改造年轻人吧,没有你们的故事,年轻人都不知道那段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才开始逐渐接受。这几年我们总共做了150多位老前辈的口述历史,基本上能够讲的都访问到了。

观察者网:能不能讲几位老前辈的故事?

蔡裕荣:比如我们去高雄拍摄影像记录,一位老同学看到我们就哭出来了,说我身体已经不行了,看不到统一了,那一瞬间,我也掉泪了,这是他们一生的等待,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了那么久,台湾很多人对这样的情感还是不能理解,主要还是来自长期的反共氛围,他们的声音被完全湮灭了、压制了。

还有一位已经过世的乡下阿婆,叫宋乌梅。当时地下党员在逃避追捕的过程中,她在乡下提供住所、粗茶淡饭来给这些地下党员,后来受到牵连被抓去判了7年。其中有位老前辈就觉得过意不去,关了12年出狱之后,特意去拜访宋乌梅。这位六十几岁的老太太,原来是一位文盲,结果老前辈进去之后发现她在看报纸。宋乌梅对老前辈讲,革命还没有成功,要继续斗争下去。

二二八是对白色祖国的失望,转向对红色祖国的向往

观察者网: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互助会主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向今天的台湾社会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蔡裕荣:本来我们在26日有一个座谈会,会邀请“二二八事件”亲历者陈明忠老先生,还有一些后辈参加,但因为台盟没法入台,这个活动被迫取消了。27日,我们有一个春季扫墓活动,之后去了台北二二八的几个历史现场巡礼,28日当天举行座谈,主题是“战争与和平——省思二二八・展望两岸未来”。

民进党执政之后搞转型正义,官方大力推动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作为转型正义的基本内容,大力传播二二八的灾难,把二二八当作“台独”运动的起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历史,根据这些老前辈的解释,二二八是他们对白色祖国的失望,转向对红色祖国的向往。所以我们纪念二二八,主要是告诉台湾老百姓,二二八不是“台独”的起点,是对白色祖国的失望,转向对红色祖国向往的起点,这也是很多老前辈的亲身经历。

观察者网:蔡英文政府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其中“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成了她宣扬转型正义的依据。这个论述为什么能够在台湾获得成功?

蔡裕荣:民进党推动这个论述长达20多年,其实包括我们互助会老前辈的二三代,他们有时候都不了解父辈为什么被枪毙、被关押,直接怪的就是国民党可恶,抓无辜的人。民进党主要是宣传国民党可恶,而我们长期以来强调的是受难者可敬,当然国民党也是可恶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受难者及他们的理想是可敬的,这是我们在同一事件上关注角度的不同,而国民党可恶这个角度更容易操作。二二八之后,国民党也不是所有人都抓,而是有目的的抓,其实国民党政府非常清楚有些案子的冤假错,但是它为了统治,为了恐吓老百姓,就算明知道有一些冤假错,还是要处理成真的。

蔡裕荣(左)和宋东文

我们要竖起反帝促统的旗子

观察者网:您是一九七七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的当事人之一,这个案件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下案件经过?

蔡裕荣:1974年,我当时只有22岁,进入淡江大学读书,那时候淡大有个课外学生社团叫“时事研习社”,当时只剩下宋东文一个人。在招新会员上,我看到他们的广告牌上贴着“阿拉法特”照片,身上披着一排子弹,手上拿着机关枪,感觉很酷。后来和宋东文聊了聊,没有想到一见如故,我们畅谈了一天一夜,就这样加入了“时事研习社”。

当时我们看到很多学生为了补贴学费去做家教,去打工,就想着成立一个工读生联谊会,把家境比较穷的人整合起来,帮忙找工作,以及薪资集体议价,或者在校内找机会、找奖学金,针对各方面做服务。但是却被课外组组长否定了,因为他觉得“工读生联谊会”的简缩是“工会”,“怎么能够组织工会呢?!”

那个时候还处于戒严时期,我们对老政治犯的故事都有所耳闻,只是苦于在整个社会上也找不到有力的团体或组织,没有主导性的力量。那个时候就想着能够做些事情,实现自己的理想。

1977年在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中,我担任省议员候选人蔡洪娇娥的助选员。在选举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六名青年被捕(其他五位为戴华光、赖明烈、刘国基、郑道君、吴恒海),当局给出的逮捕理由是我们在1977年1月向外商投寄恐吓信件,要求在六月底之前撤离台湾,否则将采取暴力行动。实际上,我们发出的传单后来尽数到了国民党情治人员手中,一份也没有发出去。

我们这个案件判决时,蒋经国决定缩小打击面。原因一是因为在审讯我们的过程中,美国大使馆派人到保安处观看我们的审讯,这触犯了蒋经国外交上的大忌,是直接干涉内政,第二是在美国的留学生发起的救援活动,也让蒋经国决定缩小打击面。我们的判决是蒋经国亲笔写的交给警备总司令的,警备总司令再交给军法处。所以相对判的比较轻,最后是三年感化。

观察者网:这个案件对您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什么影响?您又怎么评价它对1977年后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

蔡裕荣:从我个人来讲,通过这件事情,更加看清了当时台湾政权的不正当性,我们这个组织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现象,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想法。蒋家王朝为了生存,给美国人当走狗,这是历史最不正义的地方。他们配合美国搞什么世界大战备战,让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发展受到很大的压制。台湾是站在不公不义的帝国主义阵营,压制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才觉得应该要竖起反帝促统的旗子,想要做些事业。整体而言,我们的案件本身对台湾社会并没有产生任何涟漪。

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可以说是刚冒出芽就被扑灭了。在当时不能说是一支,但是有这样的想法及立场的人,在出狱后很快就投入到以老政治犯及夏潮主导的群体,投入当时风起云涌的党外连动及其后的劳工运动。尤其我们阵线的赖明烈投入最多,因劳累过度把身体都搞坏了。案头戴华光,他认为恐吓美商是为加速中美建交,让祖国的建设可以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而这个目标也已经达成,出狱几年后就返回他祖籍地河北定居。

观察者网:“台湾人民解放阵线”可以看做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左翼运动的一支。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左翼运动在台湾都是步履维艰。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您认为目前台湾左翼运动面临的困境有哪些?

蔡裕荣:你所提的台湾左翼运动的困境有哪些,我不方便说,对于长期关注我们的朋友及长期监控我们的情治系统,应该都清楚我们的困难所在,但我们仍会迎难而上,克服这些困难,迎向统一的到来。

【注】吴荣元,1949年生于台南,1972年就读台南成功大学时,接触到《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遂与同学数人秘密筹组成功大学共产党,并自制五星红旗、印刷《共产党宣言》,事发之后,先后被判死刑与无期徒刑,1975年因蒋介石过世遇特赦减刑,1986年出狱,投身台湾劳工运动持续至今。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吴荣元曾与中国统一联盟现任主席纪欣等6位台湾同胞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式。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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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地点:
南锣鼓巷地铁站和张自忠地铁站之间 (确认报名后,告知具体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