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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公知们推崇的大宪章并不是一个进步

2017-02-20 14:34:36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中国的学者之所以人云亦云的突出《大宪章》的历史影响力,恐怕也是由于对于西方的崇拜和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心生向往,并非真的喜欢什么《大宪章》,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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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香港到内地的一些政治史和法律史专家,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们特别推崇英国的《大宪章》,认为英国具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其1215年的《大宪章》已经有很多民主因素,为英国近代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打下来了基础,包括现在的大陆中学历史课本也是这个调子。然而事实上,所谓《大宪章》不但和英国近代产生的君主立宪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本身也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

要了解英国《大宪章》,必须了解其产生的那个时代。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世纪的欧洲逐渐实行了农奴化,封建贵族的割据混战与教会特权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的两大毒瘤。从中世纪中期开始,限制和取消农奴制,特别是打击封建贵族的分裂割据与教会的势力逐渐成为了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国王与中央政府在这场斗争中起到了首脑的作用。当然,这场斗争也是有胜有败的,比如说,西班牙与葡萄牙由于面临阿拉伯人的威胁,所以成功的比较早。特别是葡萄牙,很早就建立起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德国的中央政府则在斗争中一败涂地,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分裂割据与混战局面。

英国人原本在这场斗争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诺曼人(Normans)于1066年开始入侵英格兰,在诺曼人成为英国的国王后,于十一及十二世纪逐渐强大。他们建立的集权政府,加上本地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原来的统治土地,还有盎格鲁人和诺曼人在诺曼底所拥有的土地,使英国国王在1199年成为欧洲最有权力国王。但是到十三世纪初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国王约翰即位以后,继承先辈们的传统,继续打击教会和贵族的势力。但是这个时期,教会和贵族进行了一次狂热的反扑。首先是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将约翰开除教籍,这使得约翰被迫于1213年向教会屈服。接下来还是在这一年到1214年,约翰出征法国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封建贵族拒绝福利,导致约翰战败。教会与贵族借机借机逼迫约翰,签订了这部保护教会与贵族权力的《大宪章》。正如人民大学的孟广林教授所指出的:

【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诉求主旨,《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封建时代贵族阶层所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肯定了封建王权的合法地位,将国王视为贵族权益的恩赐者,并声称保护国王人身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在《大宪章》的63条条款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有明确要求保障贵族及教会权益的条文约有18条,占全部条款的28%以上,其内容涉及保证贵族财产、司法和政治各至关重要领域的特权。此外还有6条关于保障自由人财产、人身自由等权益的规定,占据所有条文的约10%。这些条文事实上也是为贵族权益辩护的,尽管它们在理论上涵盖了开始出现的市民阶层,但实际上是贵族阶层的代名词。而对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人身自由的农奴可言,这些条文毫无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大宪章》中所指的“特权”一词常常被误读为“自由”,它实际上是指由国王授予贵族的某种特权或免于某项义务的特权、市镇旧有的各项特权以及教会享有的自主的特权,这些都是多年沿袭下来的习惯。这些构成《大宪章》主基调的条款说明,多年来将这一文本称之为“自由大宪章”无疑是不妥当的,它实际上是“特权大宪章”。】

但是大多数学者虽然看到了《大宪章》是维护贵族特权与教会特权的,却仍然强调这只不过是历史的局限,并不否认《大宪章》本身是一场历史的进步。可我们如果要是把目光放到十三世纪那个年代来看,当时的主要矛盾就是统一的国家与贵族教会割据势力的矛盾,国家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自身的强盛,也是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可是,《大宪章》却恰恰与这股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贯穿到整个十三世纪,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和之后的爱德华一世时代,贵族不断地发生叛乱,要求大维护大宪章所保障的割据特权,这导致了英国社会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急剧衰落。如果不是英国面临着英吉利海峡这道天然屏障的特权保障,不排除英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第二的可能。

如果我们摘掉有色眼镜去观察英国历史的话,就会发现14到16世纪,英国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反《大宪章》的过程:

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大宪章》运动,其实就是百年战争,在百年战争中,由于军事的需要和国内农民起义,《大宪章》最终被弃置于一旁,农奴制度渐渐走向衰败,而贵族的割据势力也基本上不复存在。一个抛弃了《大宪章》所维护的贵族割据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英国第一次建立了起来,这英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根基。

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大宪章》运动是亨利八世进行的宗教改革,他把《大宪章》中维护的教会特权完全抛弃一旁,自我任命为英国教会的主宰,和罗马天主教断绝了关系。这使得英国进一步发展了起来。

第三次大规模的反《大宪章》运动发生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其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与《大宪章》的规定完全背道而驰,然而正是他建立的这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使得英国能够动员起举国的力量,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逐渐掌握了海上的霸权,为英国后来逐渐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提到了《大宪章》,诸如所谓的没有代表不纳税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被废弃了几百年的《大宪章》突然被人提起,这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势力壮大了,而并不是由于《大宪章》的本身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历史影响。而且仅就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动员作用而言,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宗教矛盾也是远远超于一份被搁置了几百年的破烂法律文件之上。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而言,也和《大宪章》并不是什么直接性的继承关系。无论是共和国,克伦威尔护国公政治,以及后来的《权利法案》都是带有一定的独创性的,而且其主要的方向均是反对封建贵族的势力,和大宪章维护封建贵族势力是恰恰相反的。《大宪章》与《权利法案》的相似之处,仅仅是在于具有限制国王权力的共同形式,而却具有相反的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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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之所以重视《大宪章》的历史影响力,甚至把《大宪章》与《权利法案》等同起来,均视之为君主立宪制,其实是十九世纪牛津学派的产物。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资产阶级本身已经逐渐失去了革命性,因此他们要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的民主,就是一种普世的,永恒的民主,另一方面,又通过突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用历史与文化掩盖其阶级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牛津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宣布《大宪章》与《权利法案》都是限制君主的权力,所以两者就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与西方文明的巨大进步。这显然是一种用现象取代本质的做法,完全忽视了制度与法律文件所处的历史环境。

中国的学者之所以人云亦云的突出《大宪章》的历史影响力,恐怕也是由于对于西方的崇拜和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心生向往,并非真的喜欢什么《大宪章》,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罢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今天很多人居然还宣传《大宪章》三条放在今天还有效。可是,《大宪章》一共有63条之多,今天还有效的那三条在《大宪章》中并没有多大的地位。如果要是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刘邦约法三章中的杀人偿命,在很大程度上今天还是有效的呢!这种说法除了表明这些人具有浓重的逆向民族主义情节之外,很难有第二种解释了。

总之,《大宪章》是在中世纪时封建贵族与教会加强自身割据势力的一种历史的反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正是通过不断地反对《大宪章》才实现了国家的逐渐发展和强大。后来,其在近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人托古改制又拿了出来,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动员工具。所以,过分吹捧《大宪章》的作用显然是不合适的。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是不是民主,我们以后再说吧。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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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年11月13日 ~2016年11月13日
地点:
东四地铁站(五号线与六号线)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