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环球视野 / 正文

苏雄峰:美国法治困境对中国法治道路的启示

2017-02-16 11:30:18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现在,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盯着“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不放,有时义愤填膺,说“党、法不能两立”,声称有党在他们就对法治绝望;有时跃跃欲试,要把党“关进法的笼子”,等等。这些人想把党和法对立起来,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这些年来,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成为法学界很多人的梦想。在这些人心目中,美国是高高在上的“民主法治灯塔”,他们甚至断言,如果中国不搞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中国梦永远只是梦!美国真的这么美吗?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从法治角度看看这个超级大国的另一面。

一、美国法治的现实困境

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许多中国人也对美式法治十分推崇。然事实上,美式法治真的是灵丹妙药吗?笔者从三个方面略作梳理:

(一)立法困境。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主要表现为“立法失控”。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控枪法案为例,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肯定了“人民持有并携带枪支的权利不容侵犯”。但官方统计,全美每年约10万人遭枪击,逾3万人死亡;私人拥有枪支数量达2.83亿支,平均人手一支;40%的枪支买卖经地下黑市或网络非法销售。全美步枪协会拥有100多年历史,被《财富》杂志评为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院外游说集团。1994年克林顿曾利用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之利通过控枪法案,内容包括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等,结果当年中期选举美国步枪协会“反扑”,助共和党翻盘,此后枪支管制成美政界不可触动“雷区”。

2015年1月,奥巴马对枪支暴力这一美国社会痼疾终于开出了数十年来最猛的一剂“药方”,包括签署了23项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国会重新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销售等内容。结果参议院否决两党议员提出的控枪法案,大感失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怒斥这是“耻辱的一天”。

(二)执法困境美国2015年4月份发生在巴尔的摩的“暴动”,引发了世界对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关注。因为一名黑人青年被警察拘留后“非正常”死亡。由于根据以往的案例,警察基本不会被起诉,所以大家愤怒了,最后1万名国民警卫队和武装警察进驻清场,235人被捕。

在中国,警察打死一个老百姓,那就是天大的事!而根据英国《卫报》统计,2015年死于美国警察之手的民众已超过1000人!所以,华人脱口秀明星北美崔哥告诫国人:赴美须知——尽量别被美国警察打死!打死白打,警察不用偿命,不用坐牢,即便是打错了。

(三)司法困境。美国《赫芬顿邮报》2015年4月28日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承认,“我们国家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在监狱里——我们做得过分了。我们只有世界5%的人口,却关押着世界25%的囚犯。”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玛丽·戈特沙尔克最近写了一本书,《被捕:监狱国家和美国政治的禁闭》(Caught:The Prison State and the Lockdown of American Politics)。这部书的脚注超过100页,参考书目比脚注还要多出20多页。她了解数据,而数据是恐怖的。她在书中指出:在美国这个“监狱国家”,有220万人被关在监狱中;有800万人“正处于某种形式的国家控制之中”,其中包括缓刑(占美国人口3%);每十个儿童中就有一位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监狱服刑。

2014年2月,美国纪录片《孩子换金钱》在美公映,记录了一个真实丑闻。宾夕法尼亚州鲁泽恩县法院法官夏瓦瑞拉伙同首席法官收受了私人监狱承包商260万美元贿赂,5年里把近3000名无辜少年送进监狱。在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能发生在美国?!这是因为,在美国,资本控制一切,资本家是真正主人,什么都是生意,连监狱都可以私人承包。承包商为了获取更多免费劳动力,就必须想办法让监狱爆满!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2000年6月发表的一份名为《一个破碎的系统:美国1973-1995年死刑案错误率》的研究调查报告显示,从1973到1995的23年间,全美总共判处了5760个死刑,重大错误率是68%。这是什么概念?超过三分之二的是冤假错案!

三权分立的优势体现在哪里?这充分说明,曾经的民主法治灯塔,随着经济急剧衰退,政治上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二、中国学界的理论误读

中国法学界的许多人,言必称美国,但他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宪法基本理论似懂非懂,多年还一直误导着老百姓。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指出三个流传最广的误读。

(一)对西式民主宪政的误读。一些学者围绕美国宪法,继承和发扬着一些“神话”。无论是“神祗派”,还是“条顿派”,只要一谈到美国宪法,立即从内心的思想到形诸的文字都充满了神圣的意味,以为美国宪法“是由于一个在上帝领导下的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秉赋的产物”,或者认为条顿民族利用他们的政治天才制订了美国宪法。他们的文字被美国国内严肃的史学家嘲讽成“与其说他们在研究历史,勿宁说他们在写赞美诗或散文。”

其实,没有人比美国宪法制定者、前总统麦迪逊更清楚美国宪法的本质,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论述美国宪法时说:“人类的财产能力的悬殊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阻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因此,他们设计了一套以财产为标志的选举制度。使“参加投票的人可能不超过成年男子的六分之一”。妇女、奴隶等都被排除在外。美国妇女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而黑人一直到了五六十年代,在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冲击下,才真正获得了选举权。但是这点民主成果,随着寡头政治的强化,也逐渐丧失。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4年4月2日决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美国富人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捐款。舆论质疑此举将让美国政治彻底被金钱操纵,不过最高法却认为这只是有钱人在行使“言论自由”。实际上,美国政治献金上限早已名存实亡,有钱人早就可以通过“超级委员会”绕开这一限制。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语出惊人,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并历数美国政坛现存的种种弊端,如“党派分歧严重”“府院之争激烈”等。卡特说:“我可选不了总统了。如今要是弄不来两三亿美元,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可能给你提名。”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主的改变,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富豪,而且他已经公布的17个阁员的财富达到145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最贫穷的4300万个家庭,这也相当于超过了美国1/3家庭财富总和。

“要赢得选举,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曾经在19世纪末用大量政治献金帮麦金莱赢得1896年美国大选的金融巨头马克·汉纳的这个观点,形象地描述了西方政治选举中的献金制度。

(二)对私有财产保护原则的误读。西方宪法中并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最早出现于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在4年之后颁布的“法国1793年宪法”,就删去了这句话,仅在其第十九条中规定:“除非经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在未得其同意以前不得受到剥夺”。在这里,私有财产不仅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可以剥夺的,只是这种剥夺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既有“公共需要”而且有“预先赔偿”。

美国宪法也基本一样,根本就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只是在其宪法第五条中规定了“充公条款”或者“补偿条款”:“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相当补偿,不得占为公有。”意思就是:经过正当法律手续才能剥夺财产,充公要有补偿。但在法治实践中,落实得并不好。根据《华盛顿邮报》2014年报道,2001年以来,美国执法者至少没收25亿美元现金——所有人都未被指控罪名和未发逮捕令。收了白收!因为,举证的责任是财产所有者的,他们必须通过代价高昂的诉讼来证明他们合法拥有该财产。实际上这是“有罪推定”。最终,无数无辜的美国人只好将财产“含泪捐赠”给执法者。

(三)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误读。伏尔泰的所谓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中国广为流传,被许多批评体制的民主人士奉为圣旨。但可惜的是,这句名言根本不是伏尔泰说的。它来自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所写的《伏尔泰的朋友们》一书中,是我们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当然,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还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都写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多数人都不知道,紧随其后还有一句极其重要的限定语:“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所以,在法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涉及种族仇恨、暴力和诽谤等言论都可能带来司法麻烦。比如你只要对警察有一句错话、一个动作、一个威胁,就会涉嫌违反“侮辱公务人员”罪,最高可判六个月监禁和7500欧元罚款。像在中国通行的一些暴力性话语(如“出门右拐是政府”之类的)发生在西方国家,肯定会吃官司。而有些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当自己想表达反体制言论时,就会引用伏尔泰的假名言为自己辩护,但当别人反对他们的言论时,就会恼羞成怒,叫嚣“等民主了,杀你全家!”这恰恰说明了这些人法治思维缺失!可以说,在中国如果没有自我法治的完善,而一味追求西式民主,必然导致人头遍地、血流成河、天下大乱!

三、中国法治的未来走向

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它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一)加强党的领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公布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迅速出来泼凉水。他们认为,中共领导与法治建设自相矛盾。这种简单的标签式评论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偏见,更显示了西方对中国最大的期望就是去中共化,这是中西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西方关心的不是中国是否法治,而是中共的领导是否会被动摇。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说,中共领导导致了中国崛起,在西方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已经失效时,中共日趋成熟的执政能力构成了中国最突出的竞争力,这让西方倍感压力。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感慨,“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实现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

可见,中共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已经让西方制度相形见绌!这也逐渐成为西方舆论不顾中国不断进步的事实、总是愿意用老标准和成见妖魔化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因。现在,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盯着“党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不放,有时义愤填膺,说“党、法不能两立”,声称有党在他们就对法治绝望;有时跃跃欲试,要把党“关进法的笼子”,等等。这些人想把党和法对立起来,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对此,习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才是真命题。他强调,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习总书记还指出:“全面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我们认为,在法治国家框架里,保障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也应采取法治的方式,就是完全彻底地落实宪法和法律。

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申并系统阐述党领导法的基本原则、思路和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主要包括坚持依法执政,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等六项具体举措。

(二)坚持中国道路。目前趋势,中国GDP总量要超过美国已成定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近在咫尺。那么,问题来了!经济已经赶超,军事正在奋起直追,那政治和法治呢?由于民族自卑感作怪,许多中国人习惯了用仰视的眼光看美国、看西方、看世界,甚至乌克兰、尼泊尔、伊拉克、利比亚都比中国好!若问全球哪里差?“最大输家我天朝!”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正在急速堕落。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指出:“当选总统,本质是不受限制的政治贿赂。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选举也没什么两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发表多篇文章,感叹“民主制度已死!”所以,我们全面依法治国,不能再走西方老路,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些年,中国的法治环境有了飞跃性的改善,往往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就可以改变一项制度和法律。比如,“孙志刚事件”使中国废止已存在20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公布施行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呼格吉勒图冤案推动了司法纠错和追责机制。这一个个普通的案件,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法治史。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世界奇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人能够在政治和法治领域继续创造世界奇迹!伟大的法治中国梦必将能实现!

(三)保证公正司法。依法治国四个主要环节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目前,最紧迫的、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公正司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言大于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土壤。

现在,我们党为了从制度机制上确保司法公正,采取了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严格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六条具体举措。比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只要你这边挂了电话,这边马上有一个自动记录系统,同时要通报相关部门,然后追究责任,以防止“权大于法”。

现在另一个影响司法公正的严重问题,就是舆论压力(舆论监督另当别论)。可以说是到了“网民想让谁死、谁就得死”的地步!官员、城管、专家、医生、警察成为所谓的网络“黑五类”。网络民意,加上一己之观的一些媒体,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已经到了无与复加的地步。针对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党近两年采取了有效措施。一是弘扬正气、二是统战培训、三是依法打击,比如抓了造谣传谣的极具代表性的涉军“网络牛人”。现在看,不管是舆论环境本身,还是舆论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都得到了根本好转。

(四)强化法治信仰。“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现在中国人法律信仰普遍缺失,不仅普通老百姓如此,甚至连许多掌握法律知识的律师也是如何!层次低的,把法律作为谋生的工具,为了打赢官司,拉关系、行贿甚至作伪证!层次高的,为了实现政治图谋或者个人名利,不断地挑战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底线,甚至挑衅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

比如所谓的“死磕派”。这些“死磕派”律师经常表现出激烈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维权活动并非专注于法律手段,而是倾向于“社会化”,如动员网上舆论,支持甚至参与非法的现场活动等。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法,顺他们的要求行事就是法治建设,否则就是“维护专制”“反人民”。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四条具体措施,就是让老百姓对法律充分信任,真正依靠法律问题,而不是找门路、托关系,靠上访、信访,甚至采取聚众闹事等极端行为来解决问题。只有法治成为信仰,社会才能繁荣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作者:苏雄峰(海军航空某学院校区政治部副主任)

滕 蕊(海军航空某学院校区政教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环球之音
相关推荐: 美国中国法治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6年11月13日 ~2016年11月13日
地点:
东四地铁站(五号线与六号线)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