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王琪、李中华与毛岸英

王琪，1937年生于陕西咸阳乾县，他出生的前一年，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抓捕蒋介石的地点其实离他的老家并不远;而他出生的那一年，中国又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地全面爆发。

王琪1960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所学之专业，成为一名测绘兵，之后的1962年，中印两国在边境线上发生了一场短暂却影响深远的战争，而在战争结束不久，即1963年1月，测绘兵王琪因为在中印边境执行任务(散步)时误入印度边境，被印军抓到，很长时间成了异国他乡的阶下囚，此后在印度滞留长达54年，中间更经历了娶妻生子，拥有了一个大家庭，但思乡之心不改的王琪，终于在2013年再次拿到了中国护照，并于2017年的元宵佳节当天，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再次回到祖国和家乡的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头发花白，但面色红润，身体尚健。

54年的异国之游终于结束，中国人说落叶归根，但如王琪这等长达54年的落叶归根之事在历史上也是非常之少见。

而相比李中华，王琪虽然滞留异国54年，但最终还是能活着回到祖国，回到家乡，已是万般的幸运。

李中华，四川巴中人，生于1930年代，1950年代初，他曾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李中华腿部受伤，荣立二等军功，战争结束后李中华伤治愈退伍，被贵州铁路局招工从事修建铁路，之后又到贵州桐梓的一家砖厂务工，最后到新疆若羌县的米兰农场工作，也就是在1958年的某一天，李中华没有跟家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家出走，从此音讯皆无。

留下妻子带着3个女儿，一等就是50多年。

2016年10月，一名集石爱好者在青海、新疆交接的茫崖大浪滩沙滩捡石过程里发现了一具已经白骨化的尸体，尸体位于花土沟镇至新疆若羌县罗布泊镇沙子便路往北100余米，根据死者所穿棉工衣、信件邮戳和一张日期为1960年9月13日的《洛阳日报》，推测死亡时间为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之间，经公安部门的反复调查求证，确认此人正是56年前已失踪的李中华。

2016年底，公安部门已经找到李中华的妻子邓光明，和他们尚在人世的两个女儿，而李中华的骨灰最终也得以经叶落归根，被亲人接回了老家安葬，一段仍带着巨大谜团的生死大剧落下了大幕。

其中，关于李中华的死因，和他失踪的原因，现在看来可能永远就是一个无解的谜，但很多人推测，李中华可能是当年受调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并在工作中走失而丧生，记者还找到了当年曾到位于罗布泊西端的马兰基地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工作的一位老人，据他回忆，上世纪60年代曾有好几支驻洛阳部队奔赴新疆和青海参与首次核试验。不过与自己一起去的200多人中，并没有四川人，但另一支前往青海的部队中有不少的四川人，老人还特别提到了李中华的遗物防风镜，这个和当年参与核试验的部队人员配备几乎一样，这个东西当年也是罗布泊防止迷路的必备之物。

李中华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唐诗：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是唐朝诗人陈陶诗《垄西行》里的名句，想来，罗布泊里冷寂沉默了54年的李中华的森森白骨，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曾经出现在他的妻子邓光明的梦里。

而陈陶此诗的前两句是：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李中华于1950年代初参加的那场被后世称为共和国立国之战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十余万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保家卫国，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异国朝鲜，2010年我去朝鲜，特去祭拜了几个较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其中尤以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印象最深，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墓就位于陵园的最前排，而在他的墓后，整齐地排列着数以百计的志愿军烈士墓，他们有的有真名实姓，有的只在碑上写着“无名烈士”字样，表明在当时那残酷的战争年代，烈士们是有尸体无身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主动请缨要求去朝鲜前线，并于10月底第一批作为志愿军总部的参谋进入朝鲜，但是当时毛岸英对妻子刘思齐说的却只是执行任务，想不到进入朝鲜不到1个月时间，毛岸英就牺牲了，而刘思齐直到3年后才知道毛岸英当时出差去的地方正是朝鲜，并且已经牺牲3年了。

我想，这时再引用陈陶的《垄西行》全诗来描述毛岸英与刘思奇，是最洽切不过了：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前两句写的正是毛岸英，后两句写的正是刘思齐。

毛岸英和与他一起葬在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的那些烈士，他们也都是李中华的战友，所不同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们永远地留在了朝鲜，李中华却很幸运地回到了祖国，直至几年之后的1960年代初，意外死于罗布泊的大沙漠里。

想想，从王琪，到李中华，再到毛岸英，那一代新中国始建时期的中国人，那些身负过太多使命和责任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究竟到底吃了多少辛苦，付出多少血汗，经历了多少生死?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牺牲，当然也并非他们自己愿意，但是，又有什么办法，他们就生在那个年代，这惟一的一个偶然因素决定了当时无数的人必须成为牺牲者，因为历史和命运已经决定必须有一大批人为这个新立的国家牺牲，才能使它有在以后历史中长久存在的前提，那种偶然带来的必然，是连开国领袖的儿子都无法幸免于此的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和命运，他们若都不去背负，哪有今天的中国?

今天，当王琪终于回到祖国，回到家乡，而李中华的骨灰也能还葬故里，他们应该能看到这个稳定发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中国业已比从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前贤先烈们梦想着为中国人建设的的幸福生活正在自然而然地展开着。

但我们的今天的幸福与他们昨天的牺牲到底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常常由今天的我们多想想?

话也可以再说回来，今天的我们，看似早就不必再如王琪、李中华甚至是毛岸英那样必须要经历彼等的艰难困苦和英勇牺牲，而我们的后代，甚至连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某些小艰难和小坎坷都不必经历，就一样可以自然而然地幸福生活。

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的幸运和幸福，也仅仅在于，因为我们生在了那些牺牲者之后----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出生得更晚，而是因为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他们肯于为这个国家牺牲;所以，从更严密的逻辑上说，我们今天和以后的幸运与幸福，其实也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和命运的偶然，这正如他们当年的牺牲其实也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而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和命运的偶然。

所以，今天，作为对在历史和命运中偶然得到的幸运与幸福的回报，我们也要把流落异国54年的王琪们接回祖国，我们也要把白骨曝于野56年的李中华们归葬故土，我们更要让无数埋骨域外无法回归的毛岸英们长久地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