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

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

——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1]

张文木

作者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第3期。在本文在第四部分提出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在特朗普上台后引发并在西方世界范围开始涌动经济民族主义的今天，需要特别的注意。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2]。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全”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就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其影响中国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出口。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即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沿黑海北南两岸进入欧洲。唐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线路由西折东，改为以洛阳继而北京为起点，北出山海关入朝鲜半岛，南下天津、连云港、上海等口岸进入东南亚。地缘政治理论先驱学者哈·麦金德说：“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3]本文重点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域安全的影响。

二、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4]：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路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以天山为中线，有几条南来北往通道，由东至西，有哈密至巴里坤湖、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和库车至独子山这三条线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中段的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线路。控制这条通道，也就基本隔断了南北疆的串通。当年左宗棠就是先收复乌鲁木齐，由此截断阿古柏军北窜的通道后，才全收南疆的。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其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西进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5]；“从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6]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7]对北南两疆路线比较后认为

北路绿洲的结构和南路一样，所不同的是北路绿洲对草原是开放的，草原征服者可以沿着北路绿洲移动，其历史因此比塔克拉玛干绿洲要多灾多难。大量的人口更换时有发生，绿洲中畜牧和农耕也交替发展。和这种情况相反的南路绿洲则各自形成一个“口袋”，其农耕与人口都相当稳定。在中国强盛的时候，汉族的统治从一个绿洲发展到另一个。而在草原民族强盛时，他们可以席卷北路的绿洲，却只能越过山来一个一个地攻击南路的绿洲。[8]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9]。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它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位于新疆西南的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拉铁摩尔说：“这条路的重要性是可以使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不经过草原，也就不受草原民族的要挟和干挠。”[10]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疏勒是亚洲贸易最重要的战略点之一，也是印度之路的目的地。”[11]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瓦罕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12]。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海拔4 923米，由于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其道路艰险程度，可从2009年在那里采访的记者报道中看出：

瓦罕走廊在中国境内的长度不到100公里，约占走廊全长的1／4，每年从10月下旬到第二年6月左右，是瓦罕走廊的冬天，大雪封山，像这样的断路处隔不了几公里就会遇上。　如果必须执行任务，唯一的选择就是骑马或者骑驴往上走，巡逻一趟，从派出所到边界线附近的各个要点，一般来说路程在七八十公里左右，三四个人一组，来回要三五天时间，即使是在冬天，每月也要巡逻三到四次。事实上，也只有在每年的6月底到10月这么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越野性能良好的车辆才能勉强开到瓦罕走廊距中阿、中巴边界六七公里的中方一侧。中国和阿富汗交界处几乎都在海拔5000米上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边界线之一，中阿边界上每个出入境山口的路都非常难走，每个通道也都有解放军的边防部队日夜把守着，而且即便能从哪个山口偷偷入境，最后还是只能归到一条路上，靠巡逻和哨卡完全可以堵截得住。[13]

沿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经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14]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据说，中国甘肃现在还有罗马人后裔保存下来的“罗马村”[15]。这一条线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线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而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则是当年古罗马（今是北约）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16]（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的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比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正因此，仅北疆的汉族人口就占全疆同族总人口的73．29%，而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17]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18]。哈·麦金德说：“现代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19]

正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

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握，而后西征弗庭[20]，前后左右，鞭笞裕如[21]，其明证也。 故欲统一亚洲者，蒙古西域，首为兵事必争之地，欧亚强国，苟欲争霸亚洲，此二处必为最要之战场；然蒙古不过为甲乙二国最初决定胜负之区，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矣。吾国新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南略印度；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故在昔英俄二国，已各视此为禁脔。[22]

左宗棠则从国家统一的视角指出新疆的重要性，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指出：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23]

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受俄罗斯人控制并成为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这条通道对中国再次开放。2011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全程经过6个国家，运行里程达10 300公里。运行时间约13天，比原运行最多时间39天减少2/3。渝新欧线路的贯通反映了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罗马力量尚未东扩时，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中东退缩。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王朝必须独立应对大食[24]帝国东扩的压力。现在回头来看，唐帝国将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西推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一线，实在不是值得羡慕的荣耀而是超出国力极限的无奈之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王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结，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25]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近逼。[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