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大兴基督教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据悉，湖南长沙正在修建一座“大型基督教教会主题公园”。该建筑群占地总面积高达15万平方米，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教会主题公园。目前，该工程内的教堂（高80米的“星沙堂”）、圣经学校等主要建筑物已完成主体施工，建成后将成为长沙市敬拜上帝的宗教活动“新圣地”。

2016年7月19日上午，习近平宁夏银川市清真寺考察时，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且提到“坚决抵御非法宗教渗透活动”。可以说，这不仅是对伊斯兰教人士的箴言，亦是对各宗教和宗教相关工作的指导精神。

以此来看，长沙即将兴建的基督教主题公园，确实让人惊诧。到底是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引导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宗教？

惟楚有才，何故兴“耶”？

号称“钟灵毓秀”的湖南，自古便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无湘不成军”的美誉。在这片沃土上，不说古代的灿烂文明久远深厚，近代就曾经出现过“气猛志锐”的谭嗣同、“推诚务实”的黄兴、“忧国忘家”的毛泽东等让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他们急公好义，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奉献了一生，并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湘楚文化”。

“湘楚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内核包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理想追求，崇尚科学、无私奉献的人生态度，勤俭质朴、淳厚自信的风尚性情。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其特点是“重真情，尚大义”。这不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二十四个字实为一脉相承，更是“中国精神”的典型体现。

在湖南，如果说要重修浏阳会馆，或是增建毛主席塑像，亦或打造湘文化博览园，还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然而，以文化建设的名义，大兴基督教，实在大煞风景。

说此举不妥，并非否认长沙民众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一直是被保障的。核心问题是，相关部门无视西方文明已然强势入侵的史实，主动创造条件，引导千年湘楚文化的后人崇上帝、拜西方神圣，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主体性何在！

且不说屈原在汨罗江中悲鸣，现实地说，此举将严重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宪法条款，岂能无视？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国务院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有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外进行传教活动，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

国内大部分地方都禁止在教堂外宣传宗教：例如《海南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七条、《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湖北省宗教事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  

2016年4月22日至23日，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

试问，长沙基督教文化公园，除教堂之外的部分，是否是传教场所？如果是，用15万平方米来大肆宣扬基督教，用意何在，有这个必要吗？如果不是，那么公园是否宣扬的是有神论。答案显而易见。因此，长沙主推修建基督教公园，已然违反宪法。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基督教文化公园的修建，会不会影响到对青少年的文化引导？答案是肯定的。更直接的，圣经学校，难道不是宗教对教育的干涉！因此，公园已然干预了文化教育的国家职能，与总书记讲话精神正好相悖。

如此错误的决定，能得以推行，是对宪法和总书记讲话的极大无视。这实在不可思议。

渗透颠覆，隐患常在

利用宗教渗透、控制他国政权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颜色革命”的典型伎俩。

国家宗教事务局2012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经批准开放的基督教教堂、聚会点约5.6万处。近年，“非法宗教活动为平台，策划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仅去年八月份，在天津一地就发生了多起“煽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其中众所瞩目的、较为典型的是勾洪国事件与胡石根事件。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显然不是基督教，而是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近代基督教是伴随着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才潜入、滋长的。多少传教士冲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前面，以伪善的面貌行文化侵略之事，在帝国主义罪行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日益密切，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愈发厉害。其重要手段就是NGO与基督教。《福音时报》称，截止到2010年为止，中国的基督教徒已有约3500万，而我国官方的数据是1000万余人。

“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地方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绝不能只顾经济效益，干出“以教乱国”、动摇人民理想信念、危及国家思想文化安全的事情！

长沙的基督教文化公园，是谁批准的？要把社会主义中国引向哪里？湖南，应当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一个无神论者看基督教

以下摘自一位普通群众的自白。笔者对于这位群众所言，并不完全熟悉。但我们不妨本着理性的态度看看，毕竟，我们不能忘了，“公民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种自由绝不能被忽视——

首先声明，我并不否认信仰基督教的自由。然而，无神论者毕竟是中国的大多数。从个人的角度，我虽然充分尊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但对于基督教教义，却始终难以认同。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大规模传播，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可否认，从短期来看，基督教的传播会起到“劝善”的功效，能够约束邪恶欲望。但同时它会带来新的、更长久、更顽固的问题。

其一，基督教义中的反智倾向会导致人们的愚昧与退化。牧师最喜欢教导，基督徒最喜欢听的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林前1:27] 一瞬间脑袋空空的基督徒，比满腹经论、博闻强识的学者更胜一筹了。

这些圣经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历史上的反智主义，即反对知识、反对理性。在这方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倪托声的弟兄会，他们认为过多知识反而会阻挡人认识神，因为亚当就是因为追求分辨善恶的智慧而堕落的，因此我们不能追求知识。

反智主义并非倪托声的首创，中古神学家陀度利安（拉丁护教派主将）露骨地标榜基督教的反智本质：“正因悖谬，故余信之。”

近代神学家克尔凯郭尔也继承这个观点，一位改革宗牧师兼神学生在与我辩论时也使用这个观点，足见基督教反智本质的影响多么之深。基督徒们自卑地认为，连我都能明白的真理怎么可能是真理呢。因此他们对荒诞离奇、矛盾丛生的圣经深信不疑。

《圣经》中关于“凡事相信”的教训使人惰于思考，神学家关于“因信称义”的教训使人变得盲目，以致对《圣经》中很多的矛盾视而不见，看见的全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反智带来的就是愚昧与退化。自从1858年进化论提出以来，基督徒在科学领域的影响缈若晨星，可是基督徒还不厌其烦地举进化论提出之前的科学家例子来宣教，自揭其短。

其二，基督教义中强加于人的“使命”让大众耽于玄虚，荒废本业。《圣经》给所有基督徒颁布一条大使命：传福音。神学家称所有的基督徒必须委身于【即：实践】大使命。因此基督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绝大部分的精力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传福音。

当基督教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宣教时，基督教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基督教承担的社会责任就少很多。我们看到“非典”中、“洪水”中、“大地震”中等等各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时，基督教的付出与基督徒的比例是极不协调的，似乎基督教总是沉默的。不少热心人士愤起揭露08年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利用灾情在四川宣教，称“灾难是为了让四川人民信教”，“地震是神的忿怒”……当每一个基督徒奉献自己的十分一之给教会后，他又有多少能力服务其他呢？当每一个基督徒把七天中的一天奉献给上帝后，他有多少时间能做其他服务呢？不但如此，不少基督徒平时聚会的时间并不少于主日敬拜的时间。

另一方面，救人的身体不如救人的灵魂，这才是最重要的。花精力传福音才是最永恒的，最有价值的。到贫困山区传福音远比送些衣服、书本好。用基督徒的话说：“基督徒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传福音，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当所有人都把精力放在“神的荣耀”上时，谁还管“人的幸福”呢；当大家都去传福音时，谁还坚持漫无边际的科研呢？还有谁尽力从事生产呢？

其三，基督教义中“二元对立”的思想导致族群的对立与仇杀。钱穆先生曾经强调过，东方重合和，西方重分别。中国的圣贤自古以来就推崇“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理念。西方则偏执于“两末之议”，亦即“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在《圣经》中的体现极为突出，例如圣经中说：

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死。【历代志下15:13】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诗137:9】

……

这些律法到了中世经黑暗时期被发挥到极致，异端裁判所到处残害异见者，宗教改革也留有遗风。直到现代法律健全后，1941年罗斯福提出信仰自由后，宗教迫害才被禁止。

圣经多次记载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马太福音12:30】，这不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残暴思想的集中体现吗！事实上这样的思想在圣经中并不鲜见，圣经通篇用截然对立的词，如：“属神的”与“属魔鬼的”、“羊”与“狼”、“麦子”与“裨子”、“圣洁的”与“污秽的”、“属基督的”与“敌基督的”、“义人”与“罪人”……将“信神的人”与“非信徒”完全对立起来，毫无缓冲地带。此句只是将这种圣经背景的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这句话成了基督教不宽容的结晶，迫害异己的结晶。基督徒们一切的残暴行径都可以从此句找到力量和神学根据。

可以断言，在社会主义中国强力推行基督教义，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言之至此，那些执一不化的人可能还是冥顽不灵，那么笔者只好反问一句：八国联军对我们烧杀抢掠之际、日本狂徒让中国血流漂橹之时，西方的上帝管过我们吗？！

正如国际歌中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已！”当下，民众唯有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梦”的指引，再加上自身的精进不休，才能开拓光明的未来！

作者 赵丹阳 九零后新锐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