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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联合起来

2017-01-13 10:58: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实际上,不仅中国,在本书最后有关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介的部分,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都是被忽视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在讨论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时,通过引用张戎的书和傅高义来处理中国问题,这让我们觉得情何以堪。与此相关的是对国家问题的处理。

西方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使得“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的口号愈发给人以启示,“马克思回来了”已经成为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2016年10月20日下午,光启读书会第四期围绕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的《马克思归来》进行了主题研讨。本次读书会吸引了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各大高校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半天紧凑高效的学术讨论中,与会学者各自从阅读《马克思归来》一书的感受与思考出发,就在今日之中国,谈论马克思归来,是一种修辞还是社会语境?是一种想象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及其转向)?谈论马克思的归来对今天的青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天的学术青年又如何重新激发出作为历史遗产的马克思其本自具有的逻辑说服力与情感感召力?我们怎样在某种可能的历史转向中真正寻找和把握一个边缘性的思考位置?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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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光启读书会:传播驿站工作坊《马克思归来》

在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101会议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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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Canada)

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

联合起来

谢谢上海师范大学的邀请,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活动,更高兴的是,光启读书会是我从浙江缙云乡村回到温哥华旅程中的第一站,接着我马上要去北京,点评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在北京大学讲数字资本主义。在浙江缙云的学术活动和上海、北京的两场学术活动,都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有关,在我的旅程中,这些活动连在一起了。也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有这么多非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各位,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文化研究的学者来参加这个活动。

中国的新闻传播领域可能是受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领域。如果有一个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这个马克思可能就是向普鲁士当局争取新闻自由的马克思。用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话语解读的马克思,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马克思。正因为这样,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非常需要其它学科的学者帮助,重新认识自己,续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领域。历史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指导了革命过程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在现在这个阶段,怎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重新结合起来,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正是这样的课题,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把焦点放在这本书上。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套书的背景。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这套书不是第一套大型论文集。大家知道,作为一个学科,传播学是在冷战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产生的。1960年开始,传播学科中出现了批判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主流或“冷战传播学”进行了批判。这里有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依附理论影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有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

曾经影响了一代西方批判传播者的一套大型文集是马特拉和合作者主编的、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出版的《传播与阶级斗争》。这套书分上下册,上篇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里面有马恩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述,有第三世界学者的论述,也毛泽东的文章。下篇是社会主义,有文革的时候,上海街道的工人如何掌握计算机技术的讨论,从而展现了社会主义技术路线和另类技术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普通工人怎么通过群众路线把握信息技术,而不是让技术把握工人这样的讨论,是非常前沿的。在这部文集中,上册有毛泽东的文章,下册有文革时期的另类技术路线和技术实践的讨论,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实践,在当时的国际批判传播代表性文集中,是以主体的身份在场的。从那时候到眼下这一套《马克思归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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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主编

《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Struggle)

这是2008年以后出来的一套书,反映了西方批判传播学者对马克思重要性的重新认识。或者说,这是在西方学界,甚至《纽约时报》、《外交政策》这样的主流媒体上,马克思普遍“回来”的语境下,传播学者的贡献。这套书的这两位编者中,一位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他先后在本国、瑞典和英国的大学工作,是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另外一位学者是我们熟悉的加拿大老资格学者文森特·莫斯可,现在已经退休。从莫斯可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批判传播学与主流传播学的关系:莫斯可的导师是丹尼尔·贝尔。贝尔写过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是一位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学者,作为批判学者的莫斯可就是从这样的学术母体里脱胎出来的。作为批判传播学者,莫斯可一个重要项目的问题意识,是《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息时代版:全世界信息工人阶级会不会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基于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交往的切身体会,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都因种族、性别等隔阂不能联合起来,我们怎么能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或许,工人阶级的联合比东西方批判学者的联合更容易?

基于这套书的两位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西方白人左派两代批判学者合作的结果,而且年轻的福克斯是第一位编者,莫斯可是第二位。这套书是通过刊物特刊征文的形式,编辑而成的,而不是两位编辑特邀学者来写。这份刊物的名称是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是份网络杂志,福克斯是主编。征文形式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吸引了很多不同的学者,尤其是博士生。我自己当时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也是作者。福克斯发过我征文启示,我忙不过来就没有写,也预想到,如果我不写,就可能没有人为这次征文从中国传播的角度写文章,果不其然,真的没有。不过,这套书作者的代表性还是比较全面的,有很多欧洲学者,也包括老中青学者。但作者群中,在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已经有较大影响的老资格学者不多,只有写委内瑞拉的Lee Arts,他的文章基于自己研究委内瑞拉一本书;还有分析新媒体语境下美国宣传的GeraldSussman,他们属于受《传播与阶级斗争》影响的一代批判学者。总体而言,作者群体反映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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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

整套书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四个部分基本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但也有模糊之处。第一部分,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关注的是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传播的商品化和在资本积累中的角色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拿手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很有深度的文章。第二部分,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问题。这方面文化研究学者做得更多一些,也有政治经济学者和文化研究学者长期的争论。第三部分,马克思与媒介使用。说这一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或者是弱点有点不确切,但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少研究的领域,而这也正是主流传播研究的焦点,整个是效果研究,就是关于媒介使用问题。最后一个部分,马克思、可代替/社会主义媒介和社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接下来,我讲一下组织翻译这本书的背景。2006年,我和新雨、建三一起参加北京论坛,谈到国内搞“马工程”的一些困境和学生不欢迎一些死板的东西的现状,感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面,不如我们自下而上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2008年后,刚好这套书出来了,我觉得可以借译介这套书的机会来培养中国的新一代批判研究学者。这首先是为年轻学者提供一个接触西方学者、尤其是类似我自己的博士生这样的年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问题意识的机会。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训练国内年轻学者对国外批判传播学术的批判能力,从而为促进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中国传播研究发展,提供一些思路。作为这一努力的制度建设部分,我牵头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新雨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我们招兵买马,组织了“传播驿站”,以传、帮、带的方式,吸引年轻学者加入这部书的译介过程。整个过程,我在作为本书代序的“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中有交代,这里不多说了。大家热情很高,但也碰到不少困难,许多年轻学者,包括在座的好几位,在项目的关键时刻,被抓了“壮丁”,为完成翻译花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工作量太大,我自己没能全部校对,另外,虽然单篇有导读,整本书缺了一个导读,我原计划当后记的关于“传播驿站”怎么搞起来的东西,成了代序。总之,这本书不管从原著角度,还是从译作角度,都有缺陷。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抛砖引玉的东西来讨论,在这个语境下怎么发展我们的批判传播学,这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书的内容,我就讲两点。第一点涉及与第一和第二部分有关的“受众商品论”及围绕这一理论的最新讨论。我们知道,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界,在本书第一部分有关传播与资本积累和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之间,有一个著名的“盲点争论”。这一争论由当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发起。他认为,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只关注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没有关注媒体尤其是广告资助的媒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经济角色,也就是媒体资本家通过把受众当商品卖给广告商,让受众成为消费者,从而让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斯迈思看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在“受众商品论”中,卖掉的不是媒介的产品,而是受众,受众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在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有一段时间,这一争论被忘记了。新媒体出现以后,许多的学者,包括一批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原来的电视受众变成了现在的既是消费者又是内容生产者的生产消费者(prosumer)个体。就这样,受众商品理论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发挥和光大。本书主编之一福克斯也把这一理论当作重要思想资源,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今天新媒体关系,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网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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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不过,“盲点争论”本身又有了新的发展。本书的作者之一,我的博士生罗伯特·普雷就认为,受众商品论中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时候,实际上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一观点,违背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普雷认为,媒体资本家得到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租金的一部分。基于拉菲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不断创造空间的过程,媒体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空间,通过把这一空间出租给广告商,以租金的形式得到了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认为在休闲时间上网和玩手机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剩余价值,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富士康工人的生产和消费者看手机时的“生产”,难道是可以等同的吗?质疑受众商品论中受众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目的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学说,从而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我们看电视和上网时的“劳动”分开。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不平衡分布,这一区分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意义。不过,在本论文集中,许多作者依然接受了盲点争论中的受众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假定。普雷也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才提出对这一假设的挑战的。

关于本书内容的第二点涉及本书中中国的不在场问题实际上,不仅中国,在本书最后有关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介的部分,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都是被忽视的。其中有一篇文章,在讨论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时,通过引用张戎的书和傅高义来处理中国问题,这让我们觉得情何以堪。与此相关的是对国家问题的处理。总之,在讨论社会主义和另类媒体时,国际共运的历史被遮蔽,整个苏联东欧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经验,都被当成负资产。正因为这样,本书导论中在借用伊戈尓顿来回应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就显得特别的薄弱。这些,当然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挑战。

正是出于不想马克思主义被再次“活埋”的考虑,我和新雨开启了在新闻传播领域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努力,而出版批评传播学书系是我们的工作之一。感谢倪卫国老师和出版社,他们为这部书付出了很多努力。值得关注的是,不久前,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的科研和教学基地。更有意思的,最近,中国社科院有人找到我,说要系统重新出版马恩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我们这套书被专家们看上了,要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之一,在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还要我们写个导读。被纳入“马工程”,这是好事,我们好像最终也逃不掉写导读。今天我带着耳朵来,听听大家对这套书的点评和批判,也希望能早点交差导读。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光启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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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年11月13日 ~2016年11月13日
地点:
东四地铁站(五号线与六号线)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