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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拿自由市场机制说事的人是傻子

2017-01-05 11:42:16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摘要:经济学是每年唯一颁发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学科,但在我眼里,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个宗教,我私下里称之为“市场经济教”。亚当·斯密被选择为这个教的“教主”。市场机制、自利倾向、看不见的手,这些名词是基本教义。坦率地说,拿自由市场机制说事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骗子格外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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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向东,清华大学教授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过一句最有哲理的话:学习经济学,不会让你摆脱领取救济金的队伍,但是,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站在这个队伍里。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句话,但一直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它的意思,于是,选择了离开这个领取救济金的队伍。现在,虽然我还教着一门叫“管理经济学”的课,但我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进入到更为实在的领域。

经济学是每年唯一颁发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学科,但在我眼里,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个宗教,我私下里称之为“市场经济教”。

亚当·斯密被选择为这个教的“教主”。市场机制、自利倾向、看不见的手,这些名词是基本教义。坦率地说,拿自由市场机制说事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骗子格外可恶。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人都分成四种。居于庙堂之上的当权者;只看重财务收益数字的食利者阶层;各种类型的企业家;底层的广大百姓。在没有市场经济之前,这个世界可以被简化为当权者和老百姓。

百姓永远是最苦难的人,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就像非洲大地上的斑马,没有对抗外力强暴的能力。他们永远是强者的餐食,所谓“弱肉强食”。不是今天、也不是只在中国,才有拼爹这回事。在任何年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龙种和跳蚤的后代,结果大多都不会一样。

所以,什么是好的社会?好的社会之唯一特征,就是还能给小人物留下一个翻身的机会,留下一个向上的通道。

百姓有三种角色:资金的提供者;劳动的提供者;最基本产品的消费者。

这些人的收入永远是有限的,他们不会向其他任何一类人一样放手消费。他们精打细算,只消费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偶尔消费一点奢侈品,也是浅尝则止。特别是在东方国家,百姓们会把更多的钱用于储蓄。于是,他们往往有可能成为食利者阶层获得资金的来源、对象。

稍微高一点的回报承诺,就会把这些渴望多发一点小财的平头百姓变成贪婪、又怕输的投机者。这些人输不起,但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一定是“卢瑟”。看到现在一个接一个违约的理财计划,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食利者阶层,是这个世界中生活得最愉快的人。当然,这不包括他们的马仔。绝大部分每天出入高级写字楼的金融界人士,其实说到底还是平头百姓,只不过是那一层里面混得比较好的,但说到底还是个劳碌命,每天加班到深夜。

郭德刚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鸡晚。于谦接着说:您讲的是两种鸡。当然,这里面确实有少数的草鸡是变成了凤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智商最高的孩子,都愿意学金融。

食利者阶层,是影响市场社会形成和进化的最重要的动力源。从人类历史上看,如果没有始自于威尼斯商人的唯利是图,没有英帝国商人血腥的奴隶贸易,就没有今天的市场体系。

这个阶层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一切人类的困难,都被财务报表所掩盖,我们只看到漂亮的利润数字、或者丑陋的亏损数字。在精致装修的写字楼里,我们不再看到工厂里的尘土和工人的血汗,因为那些内容不配金融家们讨论。哪怕是环境污染得再严重,对于食利者阶层,那些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多年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专门生产壮阳药的先生。他告诉我“伟哥”的秘密:成本和利润率,原来有几百倍之高!伟哥的原料药竟是如此之不值钱!就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之时,他接着把我吓倒的话,是他自己所生产的壮阳药更加便宜,利润率高到他都不好意思说的程度。

然后,他向我描述了那些病人是多么可怜,描写那些医生是如何开药骗人,说着说着,他表示连他自己去过医院几次都看不下去了。我问他后来怎么办?他说:“我心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只好让副总们去,回来向我汇报一下就行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终于懂了资本的力量。这是让我大彻大悟的人生经历: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够看到这种人性恶,他的经济学就永远不会入门,他会轻信教科书上对于亚当·斯密观念的误读;会以为“利己”一定可以带来“利他”的结果,以为市场机制一定可以通过帕累托改善带来最有效的境界。

在食利者阶层之下,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是各种类型的企业家。在历史上,有一种事业叫做贩卖黑奴,这也是企业家运营的。现代股份公司的产生,其实就是来自于因为分散贩奴风险而进行的制度创新。

当然,现代企业更多的是做文明的生意,比如生产美味的食品、衣服和其他的必需品。但是,在收益的压力下,这也不排除一些人干着黑心的勾当。三聚氰胺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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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塑料王国》,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塑料加工的故事,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行业

与那些黑心的企业家相比,总有一批高尚的企业家,他们为我们提供保证质量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不过,这些企业家也总有钱少的时候,这时他们就很容易成为食利者阶层的奴隶。

食利者阶层,是绝大多数社会动荡的来源。在一个社会之中,当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资金收益要求的水平之间不相匹配的时候,食利者的收益动机就开始发力于社会底层成员的储蓄资金。

金融危机的因素开始由此累积,并逐渐走向爆发。所以,市场社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危机,这是常态。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金融危机,或者伴随着金融危机。

总之,市场机制和市场社会,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不会建成通向天堂的道路。聪明人学习经济学,其实都应该看到这一点。千万别相信什么市场机制。学习经济学,不可能学到什么伟大的真理,倒是可以学到一点捞钱的本事。

1985年,我从清华大学的电机系转科到了清华大学的经济系,从学士到博士,最后一直到成为教授。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学了经济,而没有去学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与此同时,最大的幸运又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学了一门很好的谋生的手艺。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中国不要建设什么市场经济国家,而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要点在于“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这就需要一个好的当权者、好的政府,来对抗市场机制不断引发的危机。

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钱颖一教授,前段时间得了经济学领域的大奖。钱老师挺认真地准备了演讲词,讲了自己的贡献和体会。我觉得满真诚的。钱老师的论文我读过一篇,是讨论企业组织形态的,应该是代表作。坦率地说,虽然这篇论文虽然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也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最高水平,但我并不觉得很了不起。

我觉得钱老师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一篇关于“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中文文章,可惜没有得到充分扩展。我一直认为是个遗憾。

拓展阅读

《钱颖一:法治造就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

本文源自2003年《财经》杂志

什么制度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呢?既约束经济人,又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同时又约束政府呢?没有完美的制度,但目前人类发明的最好的制度叫做法治。

从历史上看,这是英国的制度创新,对全世界做的贡献。从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起,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经过400多年,中间有很多反复,最终法治的框架基本形成。所谓法治,就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身于法治的框架之下,都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通过政府保护产权,实施合同,维持市场秩序,但同时法律也约束政府。

法治的约束政府的作用是区别“以法治国”(rule by law)(或称“法制”)与“法治”(rule of law) 的试金石。“以法治国”是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是政府自己在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因此,“以法治国”下的政府在本质上是无限政府。与此相反,“法治”下的政府在法律之下,受法律约束,是有限政府。

我在《市场与法治》一文中特别强调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作用才是约束经济人,是针对常见的误区提出的。重要的是,法治造就一个有限与有效的政府。因此,法治是建设好的政府、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在法治下,政府与经济是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关系(arm’s length relationship)。

目前,研究一国的法律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和政府的治理结构问题是国际上比较经济学的热门题目。这与国内的研究热点的转移有所呼应。国内对企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的热点是“管理问题”。80年代末开始转为“产权问题”,到了90年代又进一步为“体制问题”,现在又上升为“法律问题”。这说明问题在深入。过去,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总是处于两难,不是政府对企业干预太多,就是企业没有约束。在法律和法治的框架下来讨论问题,就有新思路,那就是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作为不偏向的第三方发挥支持市场的作用,这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所在。

法治通过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划分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范围,建立决策和解决纠纷的程序。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受到约束。当然,法治并不是约束政府的惟一方式。公民社会和民主是约束政府的另外两种方式。公民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舆论、媒体等渠道约束政府。民主是以投票的方式,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政府人员,决定事情,从而约束政府。

虽然法治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很高,但并不一定总是一一对应。从历史上看,在英国,法治框架的形成先于现代意义下的民主的形成。前者形成于1215年到1688年间,后者则是在1832的改革法案之后选举权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扩大,到了1919年所有男人获得了投票权,直到1928年所有妇女才获得投票权。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49%的人服从51%的人偏好。因此在民主下,政府行为受多数人偏好的左右。

由于民主本身不能防止51%的人要求平调49%的人的财产,因此民主的决策原则内含有劫富济贫的重新分配财富的倾向,它可能是会破坏产权的。这就是为什么哈耶克非常强调法治,他认为单纯的民主原则,即多数人原则,是会侵害产权的。

法治确定什么东西是不能用民主过程来做,这是很重要的。比如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律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说即使是多数人也不能侵犯少数人的利益。所谓保护小股东,就是保护弱势者的权利。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强势群体的侵犯。

因此,民主需要同法治结合在一起,对产权的保护和对经济的发展才有效。这就是在有些人看来,没有法治的民主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南美的阿根廷是一个例子。20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名列前10名(按人均收入)。它的资源丰富,也是欧洲移民国家。虽然它难同美国相比,但绝不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差。但到了20世纪末,就完全不能同这些国家比了。其中的一个制度原因是法治不断被侵害。特别是在40年代末选举出来的民粹主义的政府,为了讨好多数选民,开始了一系列侵犯产权的政策,窒息了经济的发展。法治的削弱最终也不利于民主,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

在三种约束政府的机制——法治、公民社会和民主——中,我们特别强调法治建设,并不是否认公民社会和民主的作用,而是指出制度建设中的一种适当顺序。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法治建设可以比较直接而且效用比较高地推动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用法治来约束政府应该排在优先顺序上。法治是独立于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约束政府的方式,并不是不先建立民主就不能在法治建设上有建树。虽然三者之间确实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能推导出没有民主,没有公民社会,就不能去建设法治。实际中存在很多空间,努力推动法治建设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原标题:清华教授:经济学不是科学是宗教 拿自由市场机制说事的人 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来源: 微信公号“课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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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6年11月13日 ~2016年11月13日
地点:
东四地铁站(五号线与六号线)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