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公知为何热衷炮制“不靠谱”的言论？（3）

二，知识分子要多多接触贫下中农以改造自身的“理想主义”缺陷

宋朝的神童汪德温曾经作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在这种舆论导向下，几千年以来，国人都有着这样一个观念：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为学才是正途。知识分子就该受人尊敬，高人一等。

因而，人们相信知识分子，对其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知识分子也很自信，因为他们觉得读了书就有知识，对自己往往有很高估计。事实上，正如历史表明的，知识分子也会造成时代的灾难，譬如，唐代的牛僧孺、李德裕二人，均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而讥诮对方，罔顾民生，龙争虎斗四十余年，弄得“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晚明东林党人（诸如李三才、冯从吾、高攀龙等）不谙世情、不务实效，强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经事宰物，好恶两者而已”等等不着边际的理论，以至于树敌过众，使政局矛盾愈益激化而难以收拾。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进行思考与思想创造的，而人的理性，本身往往却有着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一般说来，理性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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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人的理性是通过抽象思维，把复杂事物予以简化，抽象与简化对于概括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简化的结果往往忽略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多元性、多面性以及多义性。运用简化的理性思维来作出判断与历史选择，其结果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简单地把西方历史上演变过来的体制搬用到落后的第三世界中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旧的传统体制被打破了，而新的西化的体制却由于缺乏西方社会的各种条件，而无法有效运行，“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社会脱序，会产生各方面的整合危机，辛亥革命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后先行总统制后行内阁制）造成的弱政府化，党争、军阀混战与国家碎片化，也是中国20世纪灾难的起源。

∞其次，个人理性的缺陷还表现在，一个社会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全面的，当人们根据这种片面的信息来决定历史性的行动选择时，就会导致历史选择与判断的失误。

∞第三，主体自身的信仰、激情、人性中的幽暗的心理，以及浪漫心态，如同海面下的冰山，会不自觉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支配着显露在海面上的理性，主体的理性受感情与其他非理性因素的支配，也就会发生判断的扭曲与错误。

更具体地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根据理性原则来进行判断与推理的，但支配人的理性的，往往是混杂着潜意识中非理性的东西。人们总是把自己希望的东西视为当然的、可以实现的，然后用“理性”的、逻辑的语言，把内心浪漫主义的意愿，论证为“社会规律”或什么“普世性”的第一原理，论证为“客观”的实在法则。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的东西，经过华丽的理性外壳的包装，被误认为是真理。

当主体把浪漫主义的东西论证为真理来追求，把浪漫主义付诸社会实践，就会造成乌托邦的灾难。这种把浪漫主义的心灵投影，自圆其说地论证为“科学”，是“建构理性”陷阱。这种“建构理性”是被浪漫主义包装起来的“类理性”，它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它只是看上去仿佛与科学理性是一样的，但它其实是浪漫主义的衍生物。

时下公知们所推崇的愿景，说得好听一点，都是在浪漫的“类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的陷阱，根本不堪实用。

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一“通病”，毛主席早有预见，才竭力呼吁“知识分子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