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俊：忽视民主阶级属性，就会落入西方民主话语陷阱
【内容提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本质属性，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更多的民主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主问题上，有些人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并加以颂扬，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分不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还原民主的本来面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民主是我党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而且要让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民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但这同时也受到了所谓“意见公知”的一片“赞许”，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断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在中国取得了实质性“胜利”的结果；当然也同样遭到了某些所谓“左”派的攻击，认为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直就是一种“倒退”。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民主的内涵，不深刻认识民主的本质，就必然对民主产生许多误解，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说，民主从来就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
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人口最多的领土上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国家，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党的十八大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是应有之义，为什么会受到“意见公知”的“赞许”呢？又为什么遭到了某些“左”派的“攻击”呢？在“意见公知”看来，只要中国共产党承认了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就会在中国“开花结果”，“自由女神像”就会在北京“树起”。而由于某些“左”派不清楚民主的阶级本质，认为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倒退”，担心资本主义民主趁机渗透进来，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进而境内外某些人利用民主搞颜色革命。“赞许”也好，说“倒退”也罢，只有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内涵与民主的本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在我国泛滥。
一、阶级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
民主包括民主制度、民主方法、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的阶级本质，是民主的载体：民主方法是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民主作风既是民主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民主方法和民主意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民主意识是对民主制度、民主方法、民主作风的反映，它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认识和实施民主制度、实行民主方法、发扬民主作风。而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阶级性是全面认识民主本质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制度、民主方法、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的重要切入点。民主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没有也不可能有“纯粹”的民主。正如列宁所说：“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
当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存在的时候，民主的阶级属性一目了然，它充分体现了是对哪些阶级的民主，又是对哪些阶级的专政；当民主作为一种政权的构成形式出现的时候，民主的阶级属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无论它是民主集中制，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都能从民主的构成形式上看到其阶级的属性。一般来说，当民主以社会管理形式出现时，同样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同样无法摆脱其阶级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阶级性依然会成为“民主管理”的本质属性。至于具体到某一个体、某一团体等等的民主方法、民主作风、民主意识，其阶级属性如何，则应当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如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马克思曾说过：“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国家制度，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了。”当然，要想使民主制度通向国家的真正消亡，并不只是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它还必须建立在一种彻底革命的、实践的、物质的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上，而这只能是对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的否定和扬弃。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都不存在这种现代的矛盾……但真正的自由是在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中最高联合的自由。然而，自由的感觉随着希腊人而从世界上消失了，平等的感觉随着基督教而消失在天国蓝色的迷雾之中了，只有对现存的阶级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彻底革命才能够也造就一个扩大为世界城邦的城邦，即无阶级社会的‘真正民主’，在现代社会的元素中实现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只有在这个未来的城邦中，世界才能够在事实上成为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自身同类的它在，相比之下，市民阶级的私人在自己的公共世界中必定依然是异己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既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私人生活之上，也不能建立在思辨之上，只有建立在对现存的阶级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彻底否定和扬弃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之上，才能造成人的解放的“自由联合体”，才会形成一个无阶级的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显然，这里的“民主”已没有了阶级的局限性，即这种“完全的民主”随着国家的消亡也只能“消亡”。至于民主方法，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方法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这里，政权的阶级本质与其所采取的民主方法或民主形式达成了一致，或者说，有些政权的更迭可能是通过所谓的民主的方式获得的。因此，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怎样的民主方法或民主形式，或者是某种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都无法摆脱民主政权的阶级本质。说得更清楚一点，即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民主就体现了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即这个阶级掌握国家的领导权，而不是别的阶级。一切执掌政权的形式，如三权分立，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自由、诚实、定期选举、罢免权、弹劾权、新闻自由、舆论自由，如此等等，都不过是为了实现阶级统治获取或巩固政权的方式方法以及表现形式而已。恩格斯指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而有些人却天真地期待着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们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由此可见，所谓民主的方法，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及其不同的统治集团获取政权的方法罢了。目前，在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中，民主完全沦落到一种“游戏”的境地，无论这种“游戏”多么精彩，最终的赢家都是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自己。
总而言之，在阶级社会里，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国家的形式或形态，阶级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不了解民主的阶级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内涵，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目前，人们一提民主，只讲民主的各种形式，并将我国的民主形式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作比较，于是得出结论说我国根本就不是民主国家，这是将民主的阶级属性与民主的表现形式混淆得出的结果，是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专政本质的结果。因此，在阶级统治的任何国家里，包括现代民主国家里，要正确认识民主的本质，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阶级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的本质。列宁明确地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而马克思也认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因此，民主从来不会也不能脱离任何国家的本质规定性即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总是掩盖民主的阶级本质，美化资本主义民主，宣称资本主义民主是全民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社会。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看不到或不想看到民主的阶级本质，不承认或不愿承认民主的阶级统治的本质，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化资本主义民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将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本质全部阐明的话，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的各种民主形式、民主方法，都不过是实现着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本质就完全暴露出来，这当然是不利于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力图掩盖民主的阶级本质，其目的就是利用民主的外壳或利用民主方法、民主形式，企图实现其国家的阶级统治和价值观在全球的推广。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民主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从来就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从来就不是一般的，而是特殊条件下的；也从来没有“纯粹的”而只有阶级的民主。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列宁的谆谆告诫：“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
二、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暂时性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也必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从来就不是什么永恒的制度，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的民主形式、民主方法都不过是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家统治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必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
近代著名启蒙主义者卢梭最先看到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在他看来，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导致了人类的不幸，而这种不幸是人类社会根本无法消除的。卢梭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之中，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意味着堕落，而要消除这种堕落又必须在这个发展的社会之中完成，这就是所谓的“卢梭悖论”。事实上，卢梭曾尝试多种方法来改变社会发展中人的“异化”，然而，无论是政治的方式，还是宗教的方式，抑或是教育的方式，都没有使他走出所谓的“卢梭悖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导致这种“异化”的根源和消除这种“异化”的力量。黑格尔则以绝对精神代替了国家专政的暴力性质，他的与“基督教”和解导致他把基督放在了一个较高的地位上来加以颂扬；黑格尔不想也不打算了解和体察人在现实对象性存在中的断裂，不愿承认当代人所处的“奴隶”地位，而是从绝对精神中、从基督教的自由中获得人自身这种类本质断裂的弥合。在黑格尔看来，“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这是黑格尔极力维护现实社会制度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至于克尔凯郭尔．则以个体主体的面目出现，强调主体，宣扬个体主义，拒绝理性，拒斥客体，似乎他完全站在人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一边，而根本原因却是他试图回到历史意义上的基督教中去，以克服当前个体存在的所有危机。可是，克尔凯郭尔的主体内在性的主观性一旦离开客观对象，其主体性的表达也就成了问题。因此，克尔凯郭尔的个体主义的“独一无二性”，只是在主观里得以存在，而根本不能消除客观世界中的任何异化。海德格尔面对处在“牢笼”中的人，只能在时间中、在时间的存在意义上加以关注人的存在。“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就是日常此在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海德格尔无力也无法改变现实人的存在，只能是在此在中、在世中通过“上手”的操持、操劳、不停顿的敞开中获得一丝希望。海德格尔的所谓“此在”根本无法摆脱这种“牢笼”，只能在时间中煎熬。其根本原因在于海德格尔所给予人们的希望，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此在“在此”的时间之中，而时间的连续性所给予人们的只能是希望中的召唤，而不可能是现实的改变。至于尼采，“当尼采回首往事的时候，他预见到了‘欧洲虚无主义’的兴起，这种虚无主义认为，在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的没落之后，’不再有真的东西，，而是‘一切都被允许’。”尼采认为，在这一时代无论是有教养、有学识的人，还是无教养、无学识的人都发生了“分裂”，都从自我的本质中走向了一种“虚无”，从而失去了人的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基础。尼采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堕落，并且认为“无可救药”。然而，尼采却离开了事物的本质而走向了虚无，人的实在的存在成为他的对象性存在，而不是他自身的本质性的存在。这充分反映出了尼采这种所谓有教养者和有产者的小资产阶级悲哀的无可奈何的呻吟。所以，尼采反对民主制，认为民主制的领军人物无非是“领头”的动物，在民主的“旗号”下这种领头的动物驯服了聪明伶俐的群畜而已，别无他处。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最好理解为政治哲学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无良造成的，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造成的。
所以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相对于封建专制无疑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是对“人的解放”，尽管这种解放是不全面、不彻底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只是对于富人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而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所谓“民主”形式，所谓的“纯粹”民主，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手段而已。当下，人们似乎羞于在民主问题上谈论民主的阶级性，甚至在谈论民主时不愿意谈专政。事实上，这种做法恰恰中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下怀，也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是实现为世界城邦的城邦，超越某一个国家的公平正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不是资产者，而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真正到了共产主义，所有个人的社会性结合，只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没有国家，没有阶级的统治，没有军队等国家机器，因此也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制。马克思还认为：“［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只是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这个事实应该用什么来解释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很显然，所谓的人权，即民主制度要求的基本权利，无非是政治国家现实的反映；而当政治解放缺乏劳动解放的基础，那么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解放即人权，就因缺乏实现的经济条件，而是虚假的。所谓全民的民主和自由也就实现不了。列宁指出：“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针对民主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如果我们仅仅从民主的形式或方法上来谈民主，那么我们就会依然停留在民主的表面形式上，从而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
三、加强和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不能背离民主的阶级性
在我国，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然而，剥削阶级被消灭并不意味着敌对分子也消失了；即使剥削制度被消灭，并不意味着国家专政职能就马上消失或削弱。列宁说过：“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对某些人的民主，也即对敌人没有民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此讲得也非常清楚，他说：“自十月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十月革命起到各剥削阶级被消灭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国防以抵御武装干涉者的侵犯，恢复工业和农业，准备条件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第二个阶段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这一时期。”这个时期，即便资产阶级在形式消灭了，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这些因素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国际联系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仍然需要无产阶级国家而不是赫鲁晓夫所讲的“全民国家”。故此，在社会主义很长的时期内，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其阶级性最为显著，阶级性是它的本质属性，在此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具有本质的区别，绝不能将两者混淆。而当下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从而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
在民主问题上，有人企图通过法治来取消民主的阶级性，认为真正人道的政治形式是法治平等的国家，把法治奉若神明，以此来颂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此来抹杀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最大的进步就是从上帝的平等转变为法律的平等，这样一来似乎就充分保证了人的所谓的自由和社会的秩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构建的法治社会所迷惑，因为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历史的产物，也必然在历史中消亡。就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的法治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秦王朝，尽管秦王朝的法治与今天的法治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在将法制作为重要手段用来治理国家方面仍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秦王朝依靠法治而强大，征服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秦王称自己为始皇帝，似乎可以依靠法治将秦王朝自此永远持续下去，然而强秦的统治却不过二世。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表明，国家单纯依靠酷刑峻法是根本无法持续下去的，并且法治国家并不具有永恒性，而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也必然消亡。讲法治如果离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同样是非常危险的。法治所倡导的所谓公平正义，本质上仍然是阶级统治的手段。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其实所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它所保证的只是资本家的自由，所谓的社会秩序只是迫使被剥削者不要进行反抗的秩序。斯大林针对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非常正确和清醒地指出：“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而是必须要明确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说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才有意义。
既然民主具有阶级性，民主的本质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就是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仍然要坚持民主呢？并且要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列宁曾自豪地说：“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方针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而在我国，这些问题已由十月革命后颁布的法律彻底地解决了。”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坚持民主的阶级性，还必须充分发挥民主的积极性，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重要任务。但是，无论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都不应当忽视和丢掉民主的阶级本质。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而资本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不只是简单地从民主方式和民主方法上来区分，而必须从民主的阶级属性上加以区别，必须从国家的消亡上给予关照，必须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上去把握。如果仅仅从民主的方式和方法上来区分，就极易混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差别，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如尼采，他既不赞同白由主义，也不赞同社会主义。尼采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把现代政体中私人的解放混淆于‘个人’的解放。”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称颂的是私人，而不是个人，不是高贵的主权的个人。私人的自由最终不可能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解放，只能使私人自由获得解放，其解放也不叫作真正的解放，只不过是私人的自我满足，是私人自我欣赏，它所带来的自由，只能造成社会的盲从；而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也只不过在每个人都获得自由方面做着幼稚的梦。由此，尼采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现代民主制是国家衰败的历史形式”，并且尼采发出警告：“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新的专制的出现，因为，为了实现革命的计划，保证对所有公民的完全征服，使之处于它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层次的控制中，它需要比以往任何的政治体制都要多的操作权力。”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将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的强大更容易导致专制的推行。事实上，尼采所犯的错误恰恰是他只关注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方法导致的，而没有看到民主的阶级本质。他不知晓社会主义专政的本质和所谓集权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更不明白民主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至于民主的道德性问题，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它不可能完全撇开阶级利益而做到公正无私。所以说，我们不妨将这种广泛的反思平衡叫作民主式或普遍同意的道德理论，而问题是它仍然没有摆脱道德主观性的泥沼。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道德“客观性”的奠基。人们往往不承认道德的客观性，源于在承认它之前道德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这样一来，人们便由对道德客观性的否认沦为非道德主义者，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不再承认道德的价值，相反只承认道德的维护功能以及道德的阶级性，从而往往导致对一般道德本身也加以排斥。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类还没有取得彻底解放的时候，如何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对此没有作出充分的说明。况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为了实现或达到某一目的，扼杀个体的自由可能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样一来，就为一些人反对“暴力革命”提供了某种口实。在他们看来，凡是发生革命的地方恰恰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革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资产阶级不正是通过革命获取了政权吗？因此，资产阶级从来就不反对革命，只不过它反对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不妨就道德的客观性来引用罗尔斯的正义观加以说明。罗尔斯认为，正义只有建立在差别原则上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建立道德的客观性就如同正义的差别性一样，这个道德的客观性本身就不是客观的，因为道德的阶级性决定了道德不可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尼采从反面同样得出了这一结论，“民主运动是道德同质的；表面的容忍多样性掩盖了对于一种重要的道德异质性的不容忍。这一道德视野的现代狭隘化意味着，人们不再知道‘不同于畜群道德和比畜群道德更高的道德’”。也就是说，民主进程使得道德不再具有独特性，民主本身所设立的多数人的道德作为普遍道德的做法恰恰是扼杀道德多样性的刽子手。民主本身是发挥个体积极性的最好途径，而民主所导致的后果则是对个体的扼杀，使个体必须屈服于普遍性和整体性。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里，离开阶级性谈民主、正义、道德等，只能是逐末求本，缘木求鱼，根本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
在价值世界里，有人主张必须重新虚构出一个价值世界。完整的世界包括：存在的世界或本体论的世界，意识的世界或认识论的世界，价值的世界或评价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才能超越历史的无限的世界、多元的世界。事实上，无限的世界、多元的世界本身就是客观的世界，而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无限的世界、多元的世界的反映。美国以自己的价值推广受阻为由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加以区分为各种类型，并把“邪恶国家”作为自己打击的对象，因此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的理由就是承诺给被打击国家的人民带来和平与民主。然而事实上，美国的这种做法无非就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再现，它给整个世界制造了动荡和无穷的灾难，这种“武装起来的和平”所付出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更可怕的是使人们误以为美国的做法尽到了“维护世界秩序”的“义务和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本质，无非是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已。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充分表明了“他们在说谎”，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本身才是恐怖主义的“输出者”。因此，认清民主的阶级本质，不仅可以回应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而且能够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是发动战争和制造世界动荡的真正原因。
此外，我们为什么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又为什么不称之为建设社会主义专政，而称之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呢？因为专政只是手段，而民主才是目的。所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本质理论，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话语权的唯一途径。如果我们忽视了民主的阶级属性，淡化了民主的阶级统治的本质，那么在民主问题上就会落入一些“枝节”当中，就会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所迷惑，就会按照所谓西方民主的话语来解释民主，从而削弱或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就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必须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正确认识民主的阶级本质。我们必须明确，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却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原标题：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的本质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