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美国真是个“大熔炉”，我说的不是种族是制度
我是研究比较政治的，来到美国观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求双方的异同。
中美之异当然很多，更何况美国一向以“例外”自诩，认为自己独特优越，是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在世界上领导与保卫自由潮流，为人类提供机会与希望。有多项特征在政治学上独一无二，如反专制独裁的传统。
其实，“美国例外论”这不过是托克维尔1831年杜撰之语。现在却成了美国自认为可以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借口和思想根源。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如此自我感觉良好的写道：“如果美国不在国际社会中起中心作用，和平与自由就不能存在下去。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政治究竟是什么？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想解开的谜。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去美国时，中国积贫积弱正处于谷底，美国蒸蒸日上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他仍对美国民主政治充满了怀疑，因为他发现那是平庸者与腐败者的游戏，频繁的选举令政策难以持续，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
这种怀疑甚至也针对社会层面：当欢迎他的学者杜威在演讲时向听众大声问道：“你们之中有谁曾经有病而由上帝治好的？请起立。”结果听众随之而起立者过半数（就是今天，也有46%的美国人相信上帝造人，75%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存在。哪怕一位球星表现出色，也可能被认为是上帝帮忙）。迷信至此令梁启超百思不得其解。
1988年，当时的著名学者王沪宁去美国做学术访问之后，写下观察心得《美国反对美国》。在本书他提出观察一个国家的重要原则：即以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框架来分析。
以我本人的理解，此含义大概和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的观点类似：“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有这样的一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美国的文明源自欧洲，如果说欧洲是原创文明，美国就是次生文明。虽然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移民国家，但它的文明根底还是欧洲。欧洲国家众多，经历过民主，也经历过专制，有个人独裁，也有贵族制，也有共和制。这一些在制度演变过程中都不会消失，而是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从而成为各种制度的混合体。
这里先不妨拿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英国为例。英国的宪政学家们如戴雪、白芝浩等就认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优缺点，只有英国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国，既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贵族制的上下议院（上议院不经选举产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
其次，白芝浩把英国政制分成两个部分，即“尊严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尊严的部分”是英国政制的外观，“效率的部分”是它的本质；前者具有激发和保留人们崇敬之心的功能，它使政制获得了权威和动力，而“效率的部分”是对这种权威的现代运用；前者是从悠久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它复杂而堂皇，古老而庄严；后者是具有现代性的，简单而有效。大致上说，该政制中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首相是“效率之首”。
白芝浩特别指出，“尊严部分”是数个世纪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而不是通过立法制造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法律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政治性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政治心理或政治情感层面的东西。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英国政制中“效率的部分”是可以仿效的，但作为政治心理层面的“尊严的部分”是难以仿效的。而对于具备相同政治心理的民族而言，对英式政制的仿效只移植其“效率的部分”是不够的，而必须使其“尊严的部分”得到相应的安排。
美国独立后虽然形式上建立了和英国完全不同的制度，但它是模仿英国的政治原则进行设计的。
今人不管怎样歌颂华盛顿，尤其是他只做两任总统的空前之举，但当时的华盛顿还是摆脱不了帝王的影响。比如任职之初他喜欢在自己的称呼前加上只有国王才使用的“殿下”两字，其他国家的国王谈到自己时都会用第三人称，华盛顿也同样如此。他还效仿欧洲王室，无休止地举办接见会和宴会，以及在整个美国巡游。其实当时的百姓也并不理解“总统”的含意，只不过把它当成“选举出来的国王”。
华盛顿像
直到今天，美国仍然可以称为是多种制度的混合体。一方面百姓可以直选州长、参众两院和市长，这是票决民主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总统仍然不能直选，最高法院也不能直选。众所周知，参议院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制约代表大众的众议院，所以1913年以前参议院都不能直选。大法官由总统提名，但需要参议院批准，这种运作方式就带有鲜明的贵族制、寡头制的影子。
君主制的成分主要体现在总统的职权上。首先，美国总统是集国家主席、总理、军队总司令、政党领袖、首席立法者五大职能于一身。
其次有些权力是完全不受制衡的。比如外交承认和撤销的权力，不需国会批准。还有一个是赦免权。虽然从西方政治法理上任何行政权都要受到监督，但美国仍然保留了总统这两个不受控制的特权。
历史上看，华盛顿就使用赦免权结束了威士忌叛乱。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则赦免了联邦军一方的官兵。福特和卡特则赦免了逃避越战兵役的人。当然最著名的则是福特赦免了尼克松。最近有争议的则是克林顿在任职的最后一分钟赦免了130个罪犯，其中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及逃税52亿美元的罪犯——这个人的前妻曾在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捐过大笔资金，还为克林顿图书馆慷慨解囊。
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就说：“美国政治制度里面有君主制、寡头制、贵族共和、民主制。既不是最初意义上纯粹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的代议制民主，而是混合制。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就在于此。”金教授还特别指出：“美国的媒体和学者很坏，只强调单一的代议制民主这一面，让其他国家学这个，鼓吹不管什么事，一投票就解决了 ”（《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危机时代和中国式突围》 ）。
和西方类似，中国也是混合制度，只不过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同，各有不同特色罢了。
中国有几千年的皇朝历史，对中国今天的制度自然有着不容否认的巨大影响。比如既有国家主席也有总理的设置，即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两权分开。这和中国过去皇帝与宰相的传统密不可分。中华民国就是如此，到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也仍然如此。其他类似的国家则有法国和俄罗斯。原因也和中国一样：长期的皇朝制度、国王与宰相的传统。
综合来看，如果以西方政治理论来表述，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包含多种成分。在村这一级已经实现直选。也就是说占中国近一半的农村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基层领导。另外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也是直选，涉及九亿百姓。之所以能够在基层实现直选民主，这又和中国历史上村级自治传统有关。过去的王朝，其实际管理能力大多也就到县这一级，再往下就由当地乡绅来管理。
此外，在政协的设计上。政协委员（不称代表）的产生是推荐而不是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各党派中央、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个界别等协商提出。地方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推荐。这些委员多以社会的成功人士居多，知名度广，影响力大。但同时政协的职能为协商、监督和参政议政，并无实质性的操作层面的权力。
人才推荐这种方式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就已存在，即 “察举征辟制”。察举制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虽然从隋唐开始选拔人才主要是科举制，但推荐做为选拔人才的方式一直仍是重要存在。比如谁是谁的门生之论。曾国藩就因为是军机大臣穆章阿的门生而屡受关照，李鸿章则又因为投身于曾国藩门下而屡被推荐，后来的袁世凯也同样是得力于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至于战争期间，一场仗打下来，主帅向朝廷上表奖励有功之士更是推荐之法。
再看中共的领导体制，即政治局和常委的设计。当然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被称为民主集中制。中共领导集体的产生有三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基层历练。这种历练主要是能力的检验和经验的培养。这个过程中，官员和民众的互动也是民众参与的一种形式。二是党内民主，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投票。三是元老的智慧，即人才推荐。这显然本身就是多种形式的混合。
最后有必要再说一下法国。如果说英国是渐进、经验、保守的政治道路，法国则是激进政治主义的代表。所以今天的法国虽然也是混合政治体制，但法国是唯一一个民众可以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西方国家，激进程度远超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总统又享有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可以任命总理和内阁部长（以及省长、驻外使节、法官、大学校长等）、主持内阁会议、可以解散国会，外交、国防独专（包括高级将领任命权）、有赦免权。国会却实际上不能弹劾总统（过去规定除叛国罪外不能弹劾，后来又针对职务不当弹劾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假如法案遇到强大反对，总理可以援引宪法49-3条款，不经国会投票，直接通过，然后总统签字成为法律——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自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49-3条款已被使用85次之多。当然，国民议会可以在24小时内提交不信任动议，若不信任动议随后通过，则相当于政府被推翻。此时，政府需辞职，法案也不会通过。只是历史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法国是唯一一个民众可以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西方国家，激进程度远超其他国家。
法国的省长一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他是由总统任命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的行政首长虽然是民选的，但没有动员警察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由省长掌控的。这也间接证明了总统权力之大。
所以法国传统上都自称第五共和宪法是“帝王色彩的宪法”。2014年10月21日，国会两院表决通过国会解除国家元首职务细则。反对的参议员阿莎西女士批评道 ：“总统是一种有期限的君主”，“免受一切民主监控”，“我们主张，除了与总统职务有关的行为，总统的行为应有刑事约束，因此我们不赞成这项法律草案”。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形式上看，东西方都是混合政治制度，但从本质上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西方政治学史，从柏拉图开始强调的是制度分类，权力分立，社会契约，注重的是自由、正义、平等、主权（来自于人民或来自于上帝）等理念。但绝少研究一个制度的目的为何。
中国的政治学史，很少关注抽象的理念，但对政治运作的目的十分重视：如民为邦本（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荀子）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的天命观。对中国政治有着深远影响的《贞观政要》开篇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所以，虽然中国的帝王也自称天子，也声称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天，但与西方路易十四那种“君权神授”的意识有巨大差别。中国帝王获得权力后要治理好国家，否则，就将丧失这种合法性。
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民。这种差异可以理解何以西方必须发展出契约式的民主制度：人民只有拥有选票，政治人物才会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而中国天然认为政治的使命就是如此。所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从自己西方的思维和传统出发，曾于2010年这样斩钉截铁地评价中国：“关于农民的养老金及医疗保障等，他们的要求是一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力量，所以就不会有相应的强有力的政治影响力。”结果却是仅仅两年就完全建立。这是西方政治学所无法理解的。
虽然今天的西方通过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强迫政治人物必须考虑民众的利益，但和中国的民本仍然有两个根本性的不同：一是政治人物为了选票过于迎合民众的短期非理性要求，比如不切实际的福利承诺，不顾后果寅吃卯粮的开支或减税，不顾风险的经济政策，如美国的次贷。最后酿成经济危机，受损的仍然是民众。
不妨看看希腊和冰岛破产后，民众的生活状况。尽管希腊东正教禁止自杀，不能举行葬礼，但自杀率依然大幅上升。然而政客不仅丝毫不受惩罚，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相反任满正常下台后还继续享受可观的退位待遇。这种民主实质是通过牺牲国家和民众未来利益以换取权力的政治欺骗，这和过去赤祼祼肆意压榨民众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008年，冰岛濒临破产，民众聚集街头抗议。
二是虽然政客获得权力的过程中需要民众的一人一票，需要回应一下民意。但这个过程同样需要资本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政党在获得权力后，民众无法再对权力产生影响，但资本却依旧全程发挥作用。资本通过游说、捐献、提名以及亲自任职的方式，深度卷入政治。
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时曾声称不让一个游说者进入政府，结果三分之一的成员来自游说群体。从1953年至1980年，九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级合伙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五人在华盛顿或纽约做高级律师。除了核心职务，其他要职也是一样。杜鲁门两年间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员，四十九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财团有关。随后的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一百五十人是企业主、其他人也与财团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内阁阁员分布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
前几年倒闭的美国第17大公司安然，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院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居然有19名拿过安然的钱，甚至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在安然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一重要职位的。一个在国会和政府中都有发言权的安然，怎么可能得到有效监管呢？直至自我毁灭为止。这个案例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政治是如何在金钱的支配下运作的。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政治人物离职后加入财团。从1992年于2004年，几乎有一半离开国会的议员加入这个利润颇丰的说客大军——或者他们在任时双方就达成默契，议员为他们办事，财团则在其离职后投桃报李。
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可以说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果打开克林顿和特朗普两位候选人的网站，首页出现的不是他们的政策和理念，而是捐款。我到美国观选前，为了及时得知他们的活动安排曾留下自己的信箱，结果收到第一封邮件就是要我捐款。
这种包装成民主但却实质仍然由资本控制的制度，怎么可能以人民利益为重，时时以人民利益为政治的目的呢？所以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并在西方媒体的极力封杀和抹黑下依然席卷全球。
中国以民本为实质的制度，既能应对和遏制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能够实行痛苦但又符合国家人民长远利益的改革，也能控制资本对政治的影响，目前看还没有出现西方政治被资本绑架牺牲民众利益的现象。
虽然东西方的发展，或许永无定论之时，但就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时间显然在中国一边。这从美国急迫地推出亚太转移、全力推动TPP、竭力卷入南海、公开反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四起重要事件上就能看出来；当然更能从美国在欧洲最重要和密切的盟友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在南海最重要和密切的盟友菲律宾改弦易辙上看出来；全球更能从好不容易达成的TPP被共和、民主两党共同抛弃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