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究竟为什么要长征？
主讲人 |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据9月9日三联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现场实录整理
一提起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选集》上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但是，同样是毛泽东，1958年6月，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毛泽东也谈到了红军的历史。讲到长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是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是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
毛泽东谈到长征的时候，真正的心里话是这段话。长征不是我们愿意走的，而是我们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被迫不得已走的，而且从江西开始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从这个角度再去重温一下长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长征绝对不是共产党的一次旅游，而是一次充满了痛苦和鲜血的求生之路。
毛泽东《长征》
为什么要长征？官方历史也承认，因为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犯了错误，丢掉了根据地。问题就来了，前四次反“围剿”不都赢了么，国民党不都被打败了，怎么第五次反“围剿”赢不了了呢？这里面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
首先，江西的苏区能够发展，红军能够发展到十万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区都属于贫困落后地区。蒋介石当时在忙着什么呢？他忙着统一中原，招降东北，在跟各路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说句老实话，他当时没有精力来全力对付这些红军。
前四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开始是兵力投入不够，后来是对江西的情况不了解。总而言之，当时蒋介石没有尽全力，也没有集中兵力做这个事情。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使用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把国民党军队拖到江西根据地深山老林的地方打伏击，就是这么打赢的。后来就出现问题了。
1932年10月，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在宁都开了一次会，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的中共中央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当时要打大城市。要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了也站不住，也不行。打赣州，在赣南建一个“红都”，比瑞金还大，行不行？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结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火了，有十万军队也不敢打一个城市，毛泽东这是逃跑主义。当时周恩来征求意见，问彭德怀敢不敢打，彭德怀说敢打，问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敢打。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共产国际占领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处于少数，处于被动。
结果是，红军1932年去打赣州，没想到赣州的守军破釜沉舟，死守赣州。彭德怀当时是怎么打的？城墙攻不上去，就挖地道，送了两棺材的黑色火药，运到赣州城墙底下。没想到赣州守军雇了一群瞎子，天天趴在地上听动静，红军一挖地道，人家早就摸准了地道的方位。彭德怀把炸药送进去，让突击队埋伏在城墙底下，炸开了城门就往里冲，没想到我们当时战术水平太低，攻城技术也不懂。第一，那炸药不是TNT，是做爆竹的黑色火药，爆炸能力有限；第二，爆破的角度也算不准，轰隆一声巨响，城墙炸开了，炸的方向反了，把我们的突击队员扣在城墙底下。我们再往里冲，人家早就在缺口那里等好了，一个反击就被打了出来。赣州打了那么长时间也打不下来，中央只得下令撤退。这些政治局委员们觉得让毛看了笑话。
另外一条，就是共产国际要按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苏区实现苏维埃化，全部照搬苏联的体制。一看毛泽东在江西给富农分田，允许富农经商，说这是“富农路线”。政治局委员们就认定，无论如何不让毛再干下去了。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小原村就开了五天会，叫“反倾向斗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绝对的少数。毛当时恨恨地说，“这些钦差大臣，张嘴共产国际的指示，闭嘴斯大林的指示，谁相信我的土玩意叫‘毛泽东思想’，那叫做山沟里的共产主义”。所以，在共产国际路线的指引下，大家决定罢免毛泽东，毛泽东的实权——红军总政委，被周恩来接替，毛泽东回到后方当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主席。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罢免了毛泽东，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周恩来当第一把手，没过几天，博古从上海到瑞金来了。博古二十七八岁，一个年轻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到了瑞金就说，王明同志临走时说了，他走了以后由我代行他的职务。结果周恩来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过了不久，博古又推荐了个洋顾问李德，说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什么人？他是德国人，苏联红军的情报官员，他受苏联情报机关的派遣在大连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32年被日本谍报机关破获了，李德就逃到了上海。当时博古正好要去苏区，一看来了个苏联红军军官，还是搞军事的，就说太好了，你到苏区就给我们当军事顾问。结果到了苏区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又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因此到了1934年初，江西苏区的红军领导形成了三驾马车，就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
李德刚一到瑞金的时候，神气十足，当时给了他新盖了住处，叫“独立房子”；给了他一个连的警卫；一出门就是高头大马，生活上也是给予特殊照顾。当时江西的老百姓都很兴奋，听说苏联红军派人来了，中国革命一定就能实现了，中国以后都要变成红色的江山了。
李德
这个时候蒋介石到了南昌，决心要彻底地消灭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在江西行营调集了50多万的军队，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在行动前，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就劝蒋介石，前四次“围剿”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把江西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共匪，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翻了，他们就都去支持红军了。这次我们改变策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不着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到之处要安抚老百姓，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好处。这样的话，江西的老百姓都归顺我们了，那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蒋介石认为杨永泰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对江西苏区实行铁桶式的包围，到处的筑堡垒、筑壕堑，一步步向江西苏区压缩，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所到之处，让老百姓回家，该修房子就修房子，该修路就修路，让老百姓感觉到生活的比在共产党手下要好。还有一点，对江西苏区进行彻底的经济封锁，盐、各种生活用品、工业用品，严格地断绝和苏区的交易，苏区赖以生存的贸易完全被切断了。这种经济制裁使得苏区本来就非常贫困的二十多个县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时候，蒋介石才开始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重点突破。当时李德、博古、周恩来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国土”、“两个拳头打人”，一个对付北边，一个对付南边，这样的方式就把十万红军严格地限制在了阵地上。在阵地上以堡垒对堡垒，以壕堑对壕堑，和国民党硬拼。国民党一看，太高兴了，过去在朱毛红军的时候连影儿都摸不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红军摆个阵地让我打，我还不打你吗？不能说红军打得不英勇，但确实是实力悬殊太大。毛泽东后来讲话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用了一个比喻，说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国民党军50万人，什么装备？红军10万人，什么装备？你还想打阵地战、防御战，还想打胜仗，有可能吗？
红军将领和战士明明知道这样打下去没有前途，但当时中央的命令是非常严酷的，保卫局就在你后面，要是敢撤退马上就制裁你。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时候，守卫江西北大门黎川县的是后来的海军大将萧劲光，他守黎川县城只有几百人，而且还不是正规军队，没想到国民党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扑过来，气势汹汹，萧劲光一算，打也是死，怎么也守不住，与其让大家都阵亡，不如我们主动撤退，这样还可以保存一些同事的生命。在当时，他这样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三四百人抵抗五千人的正规军，怎么可能？所以萧劲光带着部队主动撤退了。李德一听，让你把守苏区的北大门，结果不战而退，大怒。于是在苏区的报纸上，说萧劲光不战而逃。在红军的报纸上还画了一幅漫画，把违抗命令仓皇逃跑的萧劲光送到革命的法庭去，萧劲光被无产阶级的铁锤砸了个眼冒金星。萧劲光就被押到了瑞金，开公审大会。萧劲光在会上陈述，我为什么守不住黎川，我只有几百人。台下有人喊，你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萧劲光哭笑不得，怎么发动群众，打仗是闹着玩的事吗？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军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苏区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点了我的名，而且批判我的逃跑路线。这位是谁？署名是周恩来。萧劲光说，军委主要负责人批判我的错误，我向他提出我冤枉，他说：“现在不批判你，不足以鼓舞军队的士气，你必须要服从中央的决定。我明明知道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批你。”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出来为萧劲光说话，说萧劲光这个事确实是不得已，你们要是这样杀人，红军干部的信心肯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在毛泽东的搭救之下，萧劲光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被安排到了红军大学的干部队。在整个长征期间萧劲光是没有职务也是没有待遇的，这在当时就是杀鸡给猴看，谁敢后退就是这个下场，所以，当时红军不得不做最后的搏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