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长征胜利80周年总结之三：农民士兵的毕业旅行（3）

前面的描述绝非我在几十年后的臆测。打开30年代编写的红军长征回忆录原始版本，当年那些好奇的目光和变化的心思跃然纸上，让读者感同身受：

今天听说是向粤汉路前进了。同志们听到当然是兴奋的很，因为一方面是道路铁路边上，总不致有这几天这样的高山爬……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过铁路的同志，更觉得有味道，因为可以开开“洋荤”——看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呢？”

同志们高兴起来了，唤叫起来了，“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

——童小鹏（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有钱的富人们，正在筹备过年，羔羊美酒陈列着，靠着浑白的炭火，吃着上熟如玉的白米，“贵州也不错”，这是我个人的思忖。

正在思索的时候，“红军先生沾个光，讨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咦！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使我好不惊奇，原来是一个枯瘦如柴脸似周仓样的青年男子与二个十八岁的姑娘，裤也未穿。难道是不穿裤打破封建吗？我怀疑的追问着！某同志回答道：不是呵！他是可怜的穷人，靠挖煤赚饭吃，所以满脸都是黑，弄到几块钱又被王家烈（贵州军阀）苛捐抽去了。

你不知道吗？干人儿就是我们湖南所谓的穷汉哩！阶级分化这样显明，使我进一步的认识。到现在我还记得“红军先生，我是干人儿”哩。

——张震（红三军团营长，后任军委副主席）

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籍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

——何涤宙（红军大学教员，40年代失踪）

四川的县城，在以前只是生长在彭县，读书在成都，到成都路过新繁，以及离开四川时由岷江船行，实际上岸到了乐山、宜宾、泸州、江津、重庆；一共九处，进得冕宁而十……

——李一氓（红军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后任中纪委副书记）

将要到达山顶的地方，捧着一大块草地，黄金色的水一滴滴的流下，矮草把泥泞伪装得很好，好多人都踏到泥巴里去。这半里远的草地，废了一个钟头才通过。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现在是尝着这个滋味了，西北方向的远山，都积满了雪，好像是银世界，蔚青色的树林，夹杂其间，更把这个银世界映出特别洁白尅爱。东南方是千百里的绿草起伏地，连一根树都没有，宛如太平洋的怒涛向我奔来，大家欢喜欲狂，忘掉了疲劳。

——周士第（干部团指挥科科长，后任成都市长，防空军司令）

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生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西游记》里什么地方！头天我们到了以念，彭司令员在那里住，闲谈半晚，毫不疲倦！

——贾拓夫（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陕西人，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甚至随行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也记录了红军战士在好奇中获取见闻的细节：

【看守们知道我在贵州住过，急切地问我：“你到过石阡吗？”

我告诉他们：“到过，那里有温泉，水就像火烧过一样热。”

他们又问：“水是从哪里来的？”

我答：“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他们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当然，这种事情耳听为虚，眼见才为实。对于那些从未经过的人来说，地下水是热的，实在是奇闻。】

要注意，无论是在30年代就留下文字回忆录的红军成员，还是负责和传教士交流的士兵，在红军乃至全中国都已经是文化水平最高，见闻最广的一批人。从回忆录来看，他们能写出水平很高的文章，之前也曾走南闯北，但在长征途中依然是惊奇万分。

对于那些几乎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民士兵来说，长征必然是更教育人的一次“毕业旅行”。事实证明，这些红军战士“毕业”后的成就很值得赞叹，几十年后，毛泽东说全国最核心的一批干部就是几百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可见长征淬炼了多少淳朴的农民战士。

毛泽东60年代发动大串联，鼓动年轻人“经风雨见世面”，70年代再次发动全国军民长途拉练，经常号召部队参与外部政治活动，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长征的影响。

三年轻的军队 成熟的士兵 理性的信仰

这几天是长征会师80周年，读了许多纪念文章，看到最多的关键字是“信仰”、“意志”、“精神”，形容红军战士大多是“单纯”、“激情”、“年轻”。我承认这些描述都不算错，的确红军是一支充满精神动力的年轻军队。但是，严格说来，年轻只是表象，信念只是结果，如果把这两点当做决定性要素，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儿童十字军”、现在中东的IS武装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红军战士的确有信仰，坚信自己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但这不是宗教性的盲信，不是纯感性的好恶，而是他们理性而冷静的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旧制度在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人口已经接近了传统农业能养活的极限，社会的总危机即将到来。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看，地租高，手工业被外国工业挤兑，军阀的枪炮越来越不可反抗，破产和战乱时刻都要夺走他们的生命，旧士绅和新官僚却既不打算解决物质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只是一味地剥夺。

在这种现实下，苏维埃政权分土地解决眼前的经济问题，共产党干部告诉他们人人平等，红军连队耐心地提供前所未有的教育和娱乐，最后还带他们打了胜仗，击败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军阀士绅，他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实际上共产主义是他们唯一看得到、摸得着的美好未来，红军是他们唯一能体会到尊严和成就感的群体，苏维埃俱乐部是他们唯一能打篮球的地方，中国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给底层人口提供类似的物质—精神生活。

等到走完了长征路，半个中国的阶级矛盾和大好河山都成了眼前的现实，个人的苦难和梦想居然和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命运一起共鸣，这简直是人生最完美的形态。红军士兵必然会为已经得到的这一切而战。坚定程度远远超过创业的商人捍卫自己公司的控制权，也压倒高三考生对高考分数的狂热——战士们追求的是独一无二的美好生活，是自己和国家的现实目标，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与之相比，宗教信徒不过是对现实失望而寻找新的“虚拟现实”，最多与VR游戏的玩家相当，怎么能和红军战士的现实选择相提并论呢？

说红军官兵很年轻也是对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军长一般不超过30岁。但是，从心理年龄和做人的担当来说，他们绝对远远超出自己的生理年龄，尤其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年轻人。从文化水平看，他们识文断字，能写能算，几年后就要分散到整个日占区当基层干部；在阅历方面，他们见过生离死别，走过千山万水，打过土豪，发动过土改，这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能促使年轻人飞速成长。

更何况在红军早期的战斗中，他们挑战过最强大的敌人，执行过最不可能的任务，活下来的战士当然自信而勇敢——并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自大和悍勇，而是在明确目标，清楚实力对比前提下的冷静决策，哪怕党中央要他们出境打败超级大国，他们也只会默默地研究对方的作战风格，追求最大的胜利可能。

其实，把信念和激情当成本质的人不止是今天的网文作者，当年的很多红军领导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胜利的原因，以至于盲目崇拜“革命精神”和“自发的勇敢”，以为红军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持自己的战斗力。

长征出发之前，本来红军已经损失到不足五万，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也为了带上苏区的笨重财物，中央苏区临时“扩红”数万，最后带着八万多人的队伍出发，貌似声势浩大。可湘江一战，这些未经训练，未经教育，也从未经小规模战斗锻炼的“淳朴战士”一哄而散，反而涨了敌人的信心，拖累了主力，最后过江的基本还是久经锻炼的那些老红军。

同样在这个时期，博古领导的中央军委对军事决策绝对保密，从普通红军到军团长都不知道下一步的战略动向，部队完全没有对远征做宣传动员。结果，行军离根据地越远，红军越迷茫，士气明显下降。等到局势不再允许和二、六军团汇合，短期内没有进入老根据地的可能性，连中央军委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了。

许多基层干部私下猜测，开始为分散打游击做准备，不愿再参加大兵团作战。若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战略，开始宣传新的运动战方针，让基层单位有了盼头，中央红军最可依赖的士气因素几乎要丢光。

与之类似，四方面军在张国焘自立中央南下后也经历过类似的士气下降阶段，在南下和北上之间犹豫的时候更是出现众多逃兵，许多四方面军将领甚至开始仿效旧军队的军阀作风来控制部队。而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中都非常明确自己的目标，对普通战士也做了政治动员，从湖南走到陕北，兵力几乎没什么损失。

再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一度撤销了各单位的政委，对统一战线抗日也缺乏细致的宣传，于是就有走过长征的高级干部以为党放弃了革命目标，不辞而别，回乡种田做生意去了。可见红军的“信念”是一个很符合唯物主义规律的指标，需要明确的目标和细致的政治工作来保证，绝不会是天上落下一道圣光、红军剧团唱几首歌就能在士气上压倒敌人。

当年长征精神的形成，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指导性意义。上个月我幸运地参与了军委政治部网络舆论局组织的长征纪念活动，随“我们的长征在路上”参观团走了七八处军营，和海、陆、空、陆战队和边防官兵都有直接的交流。

我惊奇地发现，和十几年前我对军队的印象不同，即便在步兵一线连队中，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也远远不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在许多单位甚至不算重要的组成部分。步兵战车上的射手、轮机舱里的修理兵、海防工事的炮手几乎都是服役过两三期以上的士官。海空军单位的士官化程度更深，许多舱位走过去，每过一道门就能看到一个比船长年纪还大的资深士官。生于1981年的我，居然能在基层单位看到许多同龄人，甚至某些士官要让我称一声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