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长征胜利80周年总结之二——全国红军一盘棋（2）

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到达遵义后，开始了毛泽东指挥的机动作战。但孤军机动作战，往往会引发敌人“集中对集中”的结果。于是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此时也只有数千兵力）脱离主力运动，大造声势吸引敌人，主力则趁机南渡乌江脱身。

二次渡乌江前夕，为了避免把敌人引向主力，九军团只敢夜晚行军。到达乌江时，主力以为九军团已经被歼灭，拆毁浮桥离去，九军团只能单独行军，继续在贵州云南之间转战，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分散兵力，最后独立渡过金沙江，两个月后追上主力，此时已经独立行进了3000里。

图3九军团的独立行动（图中中上部细红线）

早在长征之初，九军团就承担过掩护主力的任务。前面提到寻淮洲在长征前率七军团北上，在东线掩护七军团出击的就是九军团。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突围前夕，九军团在东路长汀打阻击，比其他部队多走了数百里，晚了数天才离开苏区。在遵义会议后这支部队独立作战，再次证明了他们敢于牺牲自己的决心。

与主力会师后，很快就是一四方面军战略会师，九军团被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改称32军，仅剩1000多人）。虽然张国焘违背中央命令南下，但基于对红军总司令部的忠诚（朱德和总司令部被张国焘裹挟），以及对红军总体利益的认同，九军团积极参加了张国焘主导的南下作战。

1936年6月，二方面军前来会师，九军团再次编入二方面军，随贺龙部作战。到长征结束的时候，由于九军团出发地点在所有红军的东面，途中多次单独作战，并先后追随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行军，某些老红军一共走了近四万里，远远超出“两万五千里”的概数。

红二十五军更是服从中央指挥的典范。

张国焘分裂后，毛泽东带领的陕甘支队前往陕北，人数仅有7000，无粮无饷。和四方面军同源的二十五军此时已经主导了陕北局势，但军长徐海东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指挥，并将5000银元送给中央红军救急（此时陕北硬通货一共只有7000银元）。若是换了其他军阀部队，中央红军根本不可能在陕北站住脚，再收拢其他红军来会师。

长征能成功，一路上的地方共产党员也功不可没。四方面军西征进入四川，几起几落的王维舟率部前来引路，无条件配合主力作战。

红军占领遵义，居然有一个中央从未听说过的“贵州省工委书记”上门迎接，原来这是两个共青团员和组织失散后自行发展的外围组织。后来 “山寨版”的贵州省委为红军提供了关键战略情报，送中央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去上海和共产国际接头，从而得到中央认可“转正”。

解放后第一任贵阳市委书记即是这个“山寨”省委的成员。一方面军到云南，和党组织失散数年的徐文烈（后任50军政委）抛妻舍子，为红军当向导攻打宣威城，然后跟着红军一直走到陕北。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主力红军之外的党员为长征做出了贡献。

最值得记住的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断后掩护的部队。前面提到红九军团长征前在东线长汀阻击，他们随主力西撤后，由留守的24师负责中央苏区防务。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敌人不能在11月前控制长汀城（10月10日主力出发），24师果然在长汀守到了11月1日，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江西打到了湖南。一个月后，湘江东岸，红34师再次为全军断后，放弃了前往渡口的机会。师长陈树湘被俘后自己扯碎伤口自杀。

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黔边根据地时，留下18岁的段苏权（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率黔东独立师留守掩护。此时南方其他红军单位都已经分散上山，黔东独立师以不到1000兵力，四五百条枪拖住了敌人一个月，最后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战死，段苏权乞讨回乡，抗战后才隐蔽身份前往延安。但红二方面军因此安然远去，损失在三个方面军中最小。

至于红25军，本身就是在四方面军西征时留守鄂豫皖的部队，红25军长征又留下了高敬亭的红28军坚持到抗日战争时期（茅盾之弟沈泽民为此鞠躬尽瘁）。在长征路上，各主力也在贵州、川西、川北、陕南等地留下了游击队，在掩护主力的同时播撒革命火种。这些红军在接受命令的时候非常清楚九死一生，要以数千乃至数百的兵力迎战国民党围剿部队全军，但依然坚定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纪念长征胜利不能忘记这些已经消失的红军单位。

2 总司令部也拉不走红军

具体到张国焘南下自建中央问题，首先我们要承认这是一次严重的分裂事件。但也必须看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每一步都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团结本性，反映了红军强大的自愈能力。

首先，张国焘能掌握四方面军最高权力，并带领四方面军从安徽远征到四川，本身就是中央权威的体现。鄂豫边根据地开创于1927年。鄂豫边、皖西、豫东南三块根据地1930年合并为鄂豫皖根据地，得到了红军第一军的番号，此时张国焘还远在莫斯科。

直到1931年5月，张国焘才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就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此前，在中央工作的董必武，创建根据地的许继慎、周纯全对四方面军（及前身）的影响力要比张国焘大的多。

然而，红军必须听党指挥。张国焘代表中央而来，轻松拿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职务。辅助张国焘工作的徐向前、陈昌浩也是党中央下派的干部。之后张国焘发起多轮肃反，清洗了众多地方干部，这才控制了四方面军。

关于张国焘的肃反，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错误，很多优秀干部如许继慎、曾中生被错杀，张国焘也趁机扩大了对四方面军的个人影响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地方性起义的成果，鄂豫皖根据地本来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纪律乃至立场问题，许多红军单位和土匪勾结，四处抢劫；相当多的干部生活腐化，在思想上根本搞不清红军和历史上农民造反的区别；再加上国民党从武汉出发不断渗透，某些军事领导倾向于第三党势力，许多红军部队在1930年左右是不太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郭树勋）甚至曾经被地方红军威胁生命，被迫逃走。

因此，张国焘整肃部队，大量更换乃至处决干部，虽然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客观上重塑了鄂豫皖红军，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把地方主义浓厚、调动不灵的地方红军捏合成一支听中央指挥的战略性力量，对革命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后来为鄂豫皖苏区而牺牲的沈泽民在肃反问题上比张国焘更激进，更急切）

而且，在红军会师之前，四方面军也一直服从中央，积极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进军。长征中期，一方面军因为无法偷渡长江，不断向川西藏区迂回，企图寻找北上的机会。西部山区道路稀少，即便红军机动力强，稍有不慎也可能撞上敌军，对敌人的电讯情报侦查尤为重要。但红军拥有的电台相当笨重，连同电瓶、发电机、油箱、天线需要上百人搬运护卫，不可能在运动中开机。

此时四方面军在川北根据地尚有稳定后方，专门拨出一个电台为一方面军提供电讯侦查，每晚一方面军宿营的时候打开电台，四方面军另一部电台就向一方面军提供前一天的电讯情报，指导中央红军绕开敌人的封锁线。当时红军各部的电讯器材都非常紧张，四方面军往往做不到每个军都能通电报，但依然坚持承担一方面军的电讯侦查任务。

可以说，中央红军能走出西部山地乃至到达长江北岸，一步步都是四方面军引导过来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也从四方面军得到了很多电讯器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