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勇：“权力转移”悖论探析

导读：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一种对立冲突的权力转移逻辑。基于对“权力政治”与“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理论前提的认同，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转移不可避免会带来冲突与战争，由此陷入大国争霸的权力转移陷阱。事实上，国际关系中的所谓永久真理“无政府”状态并不能作为理论思考的前提，基于此的权力转移必然导致冲突的观点并非永久真理，其理论悖论十分明显。

党的十八大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集体确立以来，中国正在通往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2008年华盛顿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出版了《Eclips》一书，引起美国学界广泛讨论，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从1870年以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做出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全面主导全球经济事务，人民币也将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抛出“重返亚太”战略，近期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再一次强调了“亚太再平衡”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已经悄然发生，或者说至少开启了其漫长的开端。纵观历史，大国崛起所引发的权力转移历来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从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争霸到近代以来大国冲突的研究，都离不开修昔底德所说的“恐惧”带来战争，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如果修昔底德今天重新降临人世，他对与当今世界政治并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世界政治仍然可以以他当年所认识的方式来进行归类。

基于“权力政治”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自助”国际体系说，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转移不可避免会带来冲突与战争，由此陷入大国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然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早已不断拓展到由对“体系”的研究拓展到对“体系”与“单元”综合层次，单纯用权力政治来解释中国崛起必将陷入权力转移陷阱,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落后，甚至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导致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时候并非国家利益为首要地位而是领导者自身感知（perception)与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的体现。其次则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认同的“无政府”置于国际关系学科前提有待商榷。在中国崛起这个时代背景下有必要以综合性思维与创新性的论点加以研究权力转移的方式。

古典现实主义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中说到，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总是在不断追求权力，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大国崛起意味着崛起国的权力与霸权国的权力不断缩小，甚至在一定时期会取代主导国的权力。这就涉及到奥根斯基(A.F.K Orgeanski)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中提出的著名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其如是阐述概念：权力转移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权力转移逻辑最早源于古代希腊的城邦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论述雅典斯巴达战争原因时说到，随着雅典的势力增强和对外扩张，引起了了斯巴达的妒忌和一些城邦的不满。恐惧和误解的增长使得双方最终兵戎相见。此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战争与文明》中也提出，全面战争之后会出现某种喘息期，而后形势恶化，出现“补充性战争”，直至权力转移完成。现代意义上的权力转移理论源于奥根斯基对沃尔兹的“均势”（power balance)理论的不满所创，他于1958年出版了其专著《世界政治》一书，初步阐述了其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均势“理论所说的的联盟并不能成为增加权力的手段，一个国家权力的增长取决于其内生的工业化动力以及人口、地理要素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均势”强调在国际政治中，很难有一个国家形成绝对主导的霸权力量，所以战争往往容易依靠“恐怖均衡”来制约，并能有效维持和平，在奥根斯基的第二版《世界政治》中他考察“恐怖均衡”时写到，国际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金字塔形等级体系，居于最顶端的是权力主导者，中间层的是中等国家，最顶层的是弱小国家，当崛起国权力接近主导者时，这种所谓的“均势”将会最大可能导致“争夺区与战争危险地带”（the zone of contention and probably war)的出现。通过考察作者的几部经典著作，可以得出权力转移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主权国家是国家行为的行为体，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根据奥根斯基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按照自身的矛盾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其要素包括地理环境、资源、人口、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民族士气。但这种权力本身是不具体的，只有将这种权力运用于其他行为体并加以影响时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权力具有主观性（subjectivity)。基于这种特点，国际关系的本质即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国际间权力分配将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2）世界体系论。“均势”不能有效维持和平，只有强有力的主导国主宰国际体系，和平才有可能；（3）权力转移的动力。在第二版《世界政治》中，作者认为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当今，内生的工业化进程加之巨大的人口、资源等优势必定会崛起造成权力转移。（4）冲突结果。权力具有主观性所以必将产生“不满”的国家，权力转移必将产生对现有体系不满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为此，战争不可避免。

权力转移之所以强调冲突战争的结果，从根本上源于对国际体系霍布斯无政府性的认同。“无政府”概念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理论前提。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英国学者戈兹沃西·迪金森（Goldsworthy.L. Dickinson）首次提出“无政府状态”概念。它最初的含义是“国家内部不存在中央权威的状态”。自从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各派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读并作出推论。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暴力的运用和冲突将是常态。雷蒙·阿隆指出“无政府状态”是来源于自然状态的一个国际关系的显著特性，在他看来，武力使用构成了有政府与无政府的显著区别。沃尔兹则对“无政府状态”作出了修正：无政府是一种结构特征，无政府是与国家行为相关的自变量。他一方面将“无政府状态”视为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将其与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一起成为他的国际体系的结构。

问题是，如米尔纳（Helen Miller）等学者所言“无政府状态被置于国际关系学科中心位置”这一被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所认同的无政府事实是否可以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理论前提假定？既然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事实与存在，那么为什么诸多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在解释这一社会事实时会出现巨大差异？事实上，虽然米尔纳认同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学科中心地位，但其也提出了要区分过于模糊的无政府概念的误导，她认为无政府状态并没有体现出沃尔兹所言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差异。建构主义者温特也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指出不存在规则的状态，它告诉我们不存在，而不是存在，而不存在的事物是不能被当做结构的。”无政府状态歧义认知有着深刻的根源，归根到底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是其根本来源。

首先，由于惯性思维的影响，自然状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们往往认为作为自然状态的无政府状态也必然是一种社会存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更被视为“无政府状态”的直接来源。此外，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为后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曲解，并直接应用于解释社会问题，强调社会的斗争性，人种的差别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于是，在外在上来说，这种理论似乎进一步论证了霍布斯所提出的自然状态的合理性。然而，于自然状态而言，其所指涉并不存在政府设置与功能，但对国际关系所言的无政府状态却在借用自然状态的同时摒弃了其内涵，模糊了自然状态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区分。事实上，正是主流理论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与自然状态的模糊区分导致了无政府这一歧义概念的空洞。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正是一种对自然状态的否定，是为了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根植于无政府结构而不是根植于霍布斯等所说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性使然。但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却往往看到的是，无政府状态不仅可以用来作为国家行为的结构因素，也可以作为国家行为的单元因素，显然，这是非逻辑的。此外，霍布斯等人所强调的自然状态也并非是无政府下的毫无合作可言，即便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也同样存在合作，如鳄鸟可以剔除鳄鱼牙缝中的残渣,使鳄鱼感到非常舒服，而鳄鸟又能够从中取到食物。事实上，霍布斯等人更多是将自然状态中的斗争因素取出而舍弃自然状态中的合作的一方面内容。将国家视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做法也在较大程度上屏蔽了并不以国家为单位存在的人类之间的资源交换的合作关系。

其次，无政府状态为所有派别所接受的定义是“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无论是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并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个社会事实。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但其并不等于一种社会存在，它说指涉的是一种不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不存在的事实是不能作为理论前提的。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论述社会事实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时说到，社会存在的形式包括想象的存在、隐含的存在和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社会事实也可以理解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事情，如我们常说的“大同”社会，历史上从来就没用出现过（至少到现阶段未出现）这种社会事实，它所指的是一种不存在的社会事实，强调的是不存在。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科将无政府作为一种存在置于理论假定前提必然空洞且毫无意义。事实上，“无政府状态”为所有派别所接受的定义是“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主权者”，它所强调的是国际社会的中央政府始终没有存在过，我们虽然将无政府形容为社会事实，但这一社会事实却从未存在过，它代表的是不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不存在的事实作为理论假定对国际关系其他存在必然构不成任何意义。

归根到底，模糊区分自然状态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其社会存在与社会事实的关系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本身并不具备作为理论逻辑的前提，也不能对国际关系行为产生意义。此外，无政状态府概念外延由于实际上世界政府存在的不可能性而可以被任意理解，作为简约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前提，严谨的形式逻辑演绎，是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可以如是说，无政府状态作为一个可被随意“填充”的概念，以此作为理论逻辑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事实上，“无政府”（anarchy)一词在这里是奥根斯基的一种错误性指称，“无政府状态”为所有派别所接受的定义是“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主权者”，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无论是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这使得“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就等于了包含其他各种状态的一切状态。例如，均势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与无政府状态概念形成了重合。同样的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合作状态也是如此，无论是何种具体状态本质上都是属于“无政府状态”的具体状态。这样，“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某种为其所包含的状态的生成的观点是非逻辑的。如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导致战争的是无政府状态”，“导致均势的也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自助”，这样无论战争还是均势都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但显然这个推论是荒谬的。与此同时，无政府状态在建构主义看来，通过竞争对手与大同理念互动又可分为洛克式无政府与康德式无政府状态，在温特针对将无政府状态视为结构的观点指出“无政府状态是指出不存在规则的状态，它告诉我们不存在，而不是存在，而不存在的事物是不能被当做结构的。”所以，这种将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作为权力转移冲突的必然逻辑也是有失偏颇。再次，考察21世纪的当今国际体系，随着理论范式的不断演化，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由国家、体系到国内制度等不断拓展。所以不难发现，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并非永久真理，其缺陷十分明显。

基于国际关系本质是权力政治，以及奥根斯基权力转移理论的诸多缺陷，本文将试图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上选择一种更具说解释力的理论视角—道义现实主义来解释超越权力转移陷阱。事实上，随着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的深入，在中国崛起产生的权力转移时代背景下，试图以一种继承创新性的理论加以阐述权力转移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考察和平稳定的几种理论，首先是沃尔兹的“两级稳定论”，这种理论在“冷战”时期的效应十分明显，在没有边缘地区的两级世界，双方的行动一目了然，基于核威慑，谁也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虽然有时候的双方结构压力会不断升级，却正是是这种内生矛盾激化的体现，有助于尽快解决进一步的冲突。中美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亚太地区，放眼整个世界体系，美国的主导地位依旧牢不可撼，但在地区事务中，中国的大国形象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在地区内以及形成了一种“二元化”格局，这种格局将最大限度维持地区和平。其次则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和平论”，国际制度可以提供一个解决“安全困境”的框架和对立冲突的路径方式。21世纪的当今世界，国际制度、规约等日益规范化， 冲突的可能不大。再者就是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共同体和平论”。国家间构建集体认同，一种康德无政府文化下的安全共同体就会自然形成，战争也不会爆发。

根据陈思德（Steven Chan）对权力转移的补充，战争爆发峰值最高的可能性决定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分配的适应程度，并非权力转移交替所造成。所以国际秩序与国家利益相适应将最大限度弥补战争冲突的风险，此外，主导国对崛起国的认知态度与政策也是决定权力和平转移的重要变量。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切战争的根源（前文已说明其谬误），但在建构主义看来，两者却并非有着必然联系。事实上，不同的行为体的互动会产生不同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如此，无政府状态又有霍布斯无政府状态、康德无政府状态与洛克无政府状态之分，所以不同的建构互动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权力转移方式。以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当前中美权力转移为例说明，目前的中美关系从整体上讲呈现“竞合”的特点，中美权力转移可以从一种“洛克无政府状态”的框架下加以分析，中美双方是竞争合作对手，但这种竞争关系不是霍布斯无政府所强调的敌人般的“恐惧”“威胁”。温特在强调安全认同建构时强调，行为体的初次互动如果将对方所发出的信号视为友好的话，那么在另一行为体看来就不会具有威胁，安全认同的构建就能够完成。所以，中美之间权力转移时的互动将直接影响主导国的自身威胁感知，“安全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如果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行为自身感受到威胁，那么显然权力转移必然会产生冲突。在建构主义认同理念的背景下， “道义”因素就成了崛起国释放这种友好信息的重要载体。具体来说，这种道义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礼”“王道”等精髓，从普世价值上讲，这种道义是真正彰显中国“政能量”的国际道义。当然，源自于两国的价值理念的根本不同，在主导国美国自身接受这种道义过程中不免会有分歧，更是有西方学者强调中国的外交话语太难懂，认为中国强调的“义利观”“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等过于抽象化整体化，显得大而空泛。实际上，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传递出这样一种中国和平外交理念，而并非要过多顾及这种别人是否听得懂听不懂，因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想要用外交话语说服说有人根本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将这种理念坚持贯彻下去，以行动证明自己的“道义”外交，从而最小限度减少美国的战略猜疑。权力和平转移离不开“道义”，在国家外交大战略中应该重视“道义”的优势来增强自身的国际认同。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宏大政策已经标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形成，而中方强调的“命运共同体”等也是履行“为世界担当，为国家尽责”外交内涵话语体现，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形成了好感，国际认同大大加强。

所以，权力转移不一定导致冲突，事实上，现实主义并非不讲道义，道义可融于现实主义，在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中就有过论述。在权力转移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可运用道义的现实主义，以中国传统王道政治思想为借鉴发展我们的对外关系，避免落入所谓的“权力转移陷阱”（虽然这一陷阱并不存在）。

国际关系学科理论硬核“无政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过度滥用的伪命题，将其作为理论逻辑前提运用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此基础之上的权力转移理论必然导致冲突的论点是错误的。此外，全球化时代下权力资源已大为丰富，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权力不仅只是硬实力更包括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网络信息已成为软实力的重要“权力资源”，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相互依存，某种程度上侵蚀了原本主权国家对主权的思考，权力有所弱化，而不再是现实主义所言的国际关系就是权力的斗争。因此，源于多种因素考量，权力转移冲突论论本就是一种误读。（作者系湖北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