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刚：遇上捣蛋的“熊孩子”，真是家长的命吗？

由于班上存在一个外人眼中堪称“顽劣成性”的“熊孩子”，南京市浦口区琅琊路小学威尼斯水城分校三年级二班的40多名孩子家长近日联名，要求校方劝退“熊孩子”或让其转班。

家长们说，这名男孩非常顽皮，经常搞恶作剧，也因此让不少孩子都受伤了。有的孩子被他打过很多次，有的孩子被他咬伤。而这名男孩除了搞恶作剧，上课时也经常到处乱跑，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

小学相关负责人称很能理解家长们的感受，但根据中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无权劝退任何一名学生，每一名孩子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他们也已经请男孩的家长到学校来陪读，效果在慢慢体现。而作为学校，他们会尽最大的力量帮助这名孩子，避免他对其他同学造成伤害。

此后，有社会人士表示愿意向学校提供帮助，帮助这名“熊孩子”矫正不良习惯……事情在朝各方皆大欢喜的方向解决。

但这一事件留给我们这些围观者的思考，至少有这样几个：

其一，假如不是孩子家长之前表示不满以及此番40多名家长“联名”劝退，相应的校方和“熊孩子”家长是否会更加积极处理此事？

其二，40余家长要求“让其转班”，但问题在于，“让其转班”之后，又有哪个班级及其家长愿意接收这名学生？如果不接受，那么在不能让其退学的前提下，这名“熊孩子”应该何去何从？事实是，从学校派出多名教师进驻教室，对其严防死守加以看管，已经类似于“吃小灶”了。我们相信，既然学校为这名学生付出了如此大的精力，这名“熊孩子”对其他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完全可能降到最低限度。

其三，基于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确信，几乎每个班级都有故意扰乱课堂纪律，欺凌弱小同学的学生，只不过可能没有顽劣到威尼斯水城分校这名“熊孩子”的程度。而如果更多家长像威尼斯水城分校的家长们一样，提出类似要求，那么应该如何应对？

其四，威尼斯水城分校作为公办学校，必须遵守义务教育法，不能劝退学生，而如果是民办学校，只要是在实施义务教育，也同样没有权力劝退学生，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

在过去，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上述家长的难题，那就是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级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成绩不好、表现不佳的学生，被归集到某一所中小学或某一班级，上述“熊孩子”完全可能被送进这样的学校或班级，他们不会再扰乱其他希望好好学习的同学。

在这种制度下，家长们的诉求完全可以满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希望重建这一制度。

但是，由公共财政提供的教育服务，却把学校区分为重点和非重点，撇开教育的本义不谈，其本身即面临着公平正义的诘问：同样是纳税人，为何有的人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而有的人却被歧视性对待？

问题还在于，在学区制和就近入学制度实施之前，所有有关重点中小学学额的争夺，到后来“头啖汤”一定是先按照权力大小分配，然后才是分数；即便《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重点中小学的名称已不复存在，教育主管部门也在想办法做一些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工作，但延续旧势能，学区房所在的学校与“菜场小学”之间质量之差异，仍然泾渭分明，权力私下里仍然可以左右学额分配，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名正言顺，明目张胆而已。

另外，重点中小学只能体现少部分人的具体利益，从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出发，它是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教学形式。而且，重点学校设立之初，也声称是教育经费紧张，只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少部分“学习尖子”身上，但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教育经费紧张的托辞已经完全不能成立。

公办的义务教育取消重点非重点之分，向教育资源均等化方向发展，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使然；但是它给具体每一个家庭带来的实际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你的孩子班上遇上“熊孩子”的几率更大了。因此，不要去想象革除旧弊，新的做法会十全十美。这只是一个两利（害）相权的问题。

既然废除重点中小学的结果就是承受“熊孩子”。可以说，你的班上出现“熊孩子”，那就是你的命，躲避不了。因此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只要你不进民办学校，就得想办法把“熊孩子”的危害降到最低。

这种局面之下，今天的中小学教育，前所未有地需要家长和社会共同参与。

首先，学校的责任心作为决定性因素没有动摇。威尼斯分校的校长和老师无疑是负责任的，他们没有屈从于家长的压力，能够依法办学，并且为一个学生付出甚多，值得赞许。此外学校在掌握每个学生的情况方面，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疏于管理的学校，必定是“熊孩子”危害一大片而不知。

其次，家庭教育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在这次事件中，尽管家长的诉求未尽合理合法，但是公开提出问题，对化解危机无比重要，否则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爆发。

而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目前中国大陆有6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其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中小学学习，父母的长期远离，疏于管教，使部分自制力差的孩子成为“熊孩子”。如果对照留守儿童的家长和威尼斯分校的学生家长，就会发现，当孩子的正当学习权益遭受侵犯时，后者可以及时站出来，而前者只能放弃“维权”。教育的鸿沟，在这里也是拉开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委员会的作用凸显，而不应像过去那样，只是一个摆设。一定意义上，遏制“熊孩子”，矫正其不良行为，应成为家委会的职责之一。

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义的支持和提供某些特殊帮忙上，比如南京一名绰号“鹰爸”的家长就主动站出来，声称自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矫正“熊孩子”的不良行为。

从重点学校制转向学区制的改革所带来的诸如“熊孩子”等新问题，没有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明乎此，才可以知道各方的权责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