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ICIJ出面黑普京，美帝智商又创历史新低

抹黑普京，是美国情报机构对俄信息心理战的核心要点。对此，美国可谓乐此不疲。

这不，最近，美国又出招了。然而，最搞笑的是，美国竟然让“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出面抹黑普京，真是智商感人。

据国际在线专稿，俄新社3月28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3月28日表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正准备在西方和俄罗斯散布有关俄总统普京的家人及其童年好友的谣言。他还称，外国情报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媒体在俄罗斯总统选举活动开始前便参与进来，并企图“搅乱该国局势”。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6-03/29/content_35697428.htm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3月28日指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正准备散播谣言抹黑普京后，4月3日开始，ICIJ、OCCRP等机构果真踩着鼓点开始爆料了，他们自称得到了2.6T、1150万份某律师事务所关于国际离岸中心及洗钱问题的秘密文件，并根据对这些文件的信息分析和解读来制造攻击普京等人的新闻报道。

ICIJ是个什么机构？其官网介绍，自己接受了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对外政治战机构）、索罗斯开放基金会（颜色革命金主）的资助，是美国公共诚信中心（CPI）的一个项目。而CPI，更是主要接受了纽约卡内基公司、民主基金、福特基金会、高盛-索南费尔特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等几十个垄断资本资助和支持慈善基金，这些基金会几乎全部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重点对外渗透工具。CPI的主要董事，也都是与美国政府及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主流媒体中有头有面的大人物。

众所周知，美国虽然没有公开的中央宣传部门，但控制全国媒体及媒体人的任务是由其情报机构来执行的，其项目之一就是“嘲鸟”行动，这个项目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中情局特别计划署推出的，旨在通过收买以及安插记者间谍，向美国及境外媒体施加影响。1953年以后，25家美国报业巨头及通讯社被“嘲鸟”计划招安。中情局的近3000名在编以及雇佣人员效力于“宣传口”。间谍名单中不乏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赫斯特报系、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闻社等新闻巨擘的记者。“嘲鸟”行动从未叫停，华盛顿仍向自己在“全球媒体中的代言者慷慨解囊”，后者不仅为华盛顿营造有利于美国的新闻氛围，而且还积极炮制被美国视为敌人的他国领袖的“虚假报道”。当年，美国以及欧洲的新闻记者和媒体人物曾为获取酬劳，秘密为中情局效力。如今，中情局仍以金钱为诱饵，继续操控美国及全球主流媒体，而这些资本化的媒体，恰恰是此次事件的直接操纵者和传播平台。

这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是“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简称：OCCRP）。OCCRP自称，这些文件是德国报纸《南德意志报》收到，而由ICIJ与OCCRP 共同对相关媒体分享，然后与媒体集体协作进行分析和传播相关结论。ICIJ同时也是OCCRP的合作方。OCCRP是西方造谣抹黑普京的主力，主要接受索罗斯开放基金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资助。

（OCCRP网站称其和ICIJ是共同的文件分享者）

对俄信息心理战的要点，是让世人、特别是俄罗斯民众认为信息为真，关键在于让俄罗斯人以为该信息发布平台客观公正、严肃权威。然而，美国却让一个长期公开接受情报机构资助和操纵的ICIJ、OCCRP等机构出面，让这场信息心理战失败得一塌糊涂，其智商又创造了历史新低。

此次事件本质上是一次利用媒体和信息技术进行的非常拙劣和愚蠢的舆论战和心理战。这次的所谓“泄密文件”多达2.6T、1150万份内部文件，普通人完全无法进行掌握，也难以辨识其中真伪。据ICIJ负责人Ryle介绍，“媒体组织并不计划像维基解密一样发布完整数据库，因为这样做会暴露无辜个人的敏感信息，他们的报道只关注公众人物。”ICIJ 在其网站上表示，“出于尊重隐私 的考虑，并不打算公布合法使用 OFCs 及境外工具的任何信息，特别是个人信息，只有涉及到公众人物及已经证实与违法犯罪有牵连，才会公开相关信息。”当然，定向和关注哪些公众人物，由他们自己说了算。ICIJ、OCCRP只是把这些文件分享给相关的媒体以进行内部分析，选择哪个律师事务所的文件进行曝光、公布哪些文件、突出哪些文件、在庞大的数据库中搜索哪些关键词和人名机构名、用什么大数据工具机器和算法处理这些文件、确定哪些是违法犯罪信息、确定哪些公众人物和违法犯罪信息有牵连、选择哪些文件和信息通过哪些媒体进行宣传和报道，其决定权都在ICIJ、OCCRP及其周围的相关机构、媒体及其实际控制人身上。问题的关键是，ICIJ、OCCRP等机构并非中立机构，而是被美国及西方垄断财团和情报机构资助并严格控制的机构。

ICIJ、OCCRP等机构联合主流媒体把议题紧紧设定在普京等领导人身上，对普京进行集中攻击和抹黑，同时，被西方渗透的各国资本化媒体不断美化ICIJ、OCCRP等机构，给这些机构冠以“独立”、“专业”等辞藻，却不向公众说明这些机构的美国政府与情报部门背景，堪称一次完美的公众议题设置与公众意识操纵。如果没有客观真实的信息出现，或者客观真实的信息被资本排挤在一个极狭小的舆论场中，绝大多数公众都是吸收了这些所谓“独立”、“专业”机构的披露，无疑会产生反普京的基本认识，产生出契合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利益的政治意识，以方便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进一步的行动。

为了堵住国内公知为美国洗地的嘴，我们来仔细较真一下ICIJ及其公开金主、幕后金主和实际控制人。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在其官网上写得明白，ICIJ由美国记者Chuck Lewis牵头成立于1997年，是美国公共诚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简称CPI）推出的一个项目。

2012年ICIJ官网写的自我介绍中，提到的资助者包括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艾德斯姆基金会(Adessium Foundation),大卫与露西．派克德基金会(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 和滑铁卢基金会(Waterloo Foundation)等。

（ICIJ资助者）

ICIJ顾问委员会由资深反共记者和学者组成，如ICIJ头号顾问Bill Kovach，曾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和《亚特兰大宪政报》(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的编辑，他曾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也曾担任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主管。财新网主编胡舒立、腾讯网总编陈菊红、前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曾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记者安替及其妻子范铭等人，均接受过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资助。其中，范铭是《穹顶之下》一片的总编导，她曾在2008年因犯有颠覆国家罪被捕。2016初，因造谣抹黑毛时代而臭名远扬的反共分子杨继绳，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2016年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

如Reginald Chua，路透社数据编辑，常驻纽约。2009年至2011年担任香港反共报纸《南华早报》主编。

CPI的资助者则披露得更多，在2014年提供资助的主要机构包括：

纽约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民主基金：Democracy Fund

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

高盛-索南费尔特基金会：Goldman-Sonnenfeldt Foundation

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Rockefeller Family Fund

等几十个垄断资本的慈善基金。

https://www.publicintegrity.org/about/our-work/supporters

CPI董事局成员，都是与美国政府及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主流媒体中有头有面的大人物，如Peter Bale ，CPI的首席执行官，曾是CNN副总裁，国际部负责人，是CNN常年制造假新闻抹黑中国的幕后黑手。担任过英国MSN编辑部主任，负责世界各地超过40个MSN网站的内容建设；如Ninan Chacko，曾担任美通社首席执行官；如Arianna huffington，赫芬顿邮报传媒集团总裁和主编。

与ICIJ一起分享和解读文件的，是“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简称：OCCRP），OCCRP同时也是CPI、ICIJ的资助与合作者，由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联合国民主基金（United Nations Democracy Fund）资助支持。OCCRP是一个从东欧到中亚的调查记者网络，主要攻击普京。OCCRP甚至将普京评为2014年OCCRP年度人物。

https://www.occrp.org/en/about-us

（Occrp官网自述与ICIJ关系）

（Occrp官网披露金主）

（https://www.occrp.org/personoftheyear/2014/#putin

Occrp官网抹黑普京）

CPI、ICIJ、OCCRP等幕后金主都有怎样的背景和业绩？

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国际开发署（英语：UnitedStatesAgency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缩写：USAID），是依照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承担美国对外政治文化渗透、推动他国颜色革命及和平演变任务乃至对他国进行生物战争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法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曾指出：“美国各政府机构一直在西非活动，试图规避《生物武器公约》，并进行生物战研究。当地这些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为美国政府不同部门进行生物战研究。的确，其中很多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建立的。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上上下下都被中情局渗透了，中情局也与生物战研究有关。”

国际开发署是美国的重要外交工具之一，它不仅活跃在俄罗斯，更是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积极开展活动，成为中东“阿拉伯变局”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美国假借对外援助的名义，扶植和鼓励俄罗斯反对派组织，干扰俄罗斯选举，干涉其内政，其驻俄机构被普京叫停。

美国际开发署最早起源于1949年杜鲁门总统建议成立的国际开发援助计划，它被作为美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帮助消除贫困和增加商品生产，为美国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是通过帮助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繁荣，从而削弱共产主义影响。美政府后来成立了互助安全局、外国行动局和国际合作局三个机构，负责对外援助。

福特基金会：

英国真正的独立记者和学者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其《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原题《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中提到，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开放社会基金：

自上世纪末起，索罗斯透过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及其前身“开放社会研究所”，在“颜色革命”背后推波助澜。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索罗斯拿出250万至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有美国国会议员做证时透露，索罗斯旗下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它及“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乌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2006年6月，“开放社会基金会”被指参与游说土耳其国会修改宪法，增加民众参与;2010年4月，又被指赞助埃及反对派办网媒，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近年，索罗斯的基金会还不惜向学校提供大笔资金，为各地学生、学者及媒体提供传授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的课程或培训，煽动群众对现有政权的敌对情绪。

有舆论分析认为，所谓“开放社会”或“援助扶贫”只是表面装饰，索罗斯的真正意图是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政权更替，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而港大一旦让外国资金有机会渗透，将使公众质疑其随时可能成为“颜色革命桥头堡”。

卡内基基金会：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

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其在印度资助发起绿色革命而闻名于世。绿色革命以扩大全球粮食供应为幌子，显然推进了美国，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石化企业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绿色革命的现代化技术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机、灌溉、现代化农场装备和能源。它便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渗透进入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工业、石油和化学产品打开市场，而这正是洛克菲勒商业帝国的领域。

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其《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中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

综上所述，让ICIJ、OCCRP等机构出面抹黑普京，这几乎等于让美国政府和美国中情局出面抹黑普京，这又有什么公信力呢？如果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刚刚创造出形形色色的NGO和基金会时候，这种手段还有一定迷惑性，那么到了2016年的今天，除了那些智商全世界垫底的中国公知，谁会相信ICIJ、OCCRP及其背后的卡内基、福特基金会、高盛、开放社会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是客观、中立、独立、公正的民间组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