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布鲁塞尔暴恐袭击再度警示中国对欧经贸
上周，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连环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1人遇难、250余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事负责。这是继去年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之后发生在欧洲的又一次重大恐袭事件。欧洲频繁遇袭会对其商业环境构成怎样的损害？中国应当如何调整对欧经贸政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研究员为“国是星期三”特别撰文，为我们揭晓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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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暴恐袭击风险或将继续恶化
布鲁塞尔暴恐袭击对欧洲股市和欧元汇率的冲击来去匆匆，但小规模暴恐袭击的余波接二连三，对全世界的警示是长久的。根据经济、人口、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判断，在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未来10—15年总体上还将呈膨胀之势，欧洲暴恐袭击风险长期将日趋恶化，欧洲将日益成为传统非伊斯兰国家中的暴恐重灾区。
为什么？因为欧洲奉行的属地主义国籍制度（出生于欧洲国家即可自然取得当地国籍）、文化多元主义理念下的“政治正确”、穆斯林移民后裔的高生育率、过度的社会福利制度……
所有这一切本来就已经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孳生壮大创造了日益膨胀的丰饶土壤，这几年来数以千计的欧盟国家公民赴中东参加伊斯兰国作战，巴黎、布鲁塞尔等暴恐袭击基本上都是由欧洲土生土长穆斯林和新进入、企图在欧洲定居的“难民”制造，而不是如同9·11那样由外国人在美国制造，只是一个开端。
更糟糕的是，欧洲体制缺陷，欧洲政府社会精神全方位衰退，决定了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不可能改弦易辙有效遏制暴恐土壤膨胀和极端思潮传播，欧洲国家政府、欧洲政客信誓旦旦的反恐言行最终绝大多数都只能沦为空谈，许多欧洲社会精英和民众甚至已经丧失了抵抗极端主义的意志。布鲁塞尔暴恐袭击后，美国主流媒体讥笑1120万人口的比利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失败国家，其实，整个欧洲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失败地区。
就宏观而言，欧洲体制缺陷和政府、社会精神全方位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代议制民主政体在西方社会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代言人创造了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角逐体制内政治权力的机会，却对反极端主义力量逆向淘汰；走向极端的西式“法治”理念与实践走到了剥夺守法良民自由与自卫权利、却加倍保护暴徒的歧途；欧洲社会已经形成了从壮大极端主义同情群体中谋取商业利润的利益集团。
在这场袭击中,这些体制缺陷和精神衰退暴露得淋漓尽致：仅有100多万人口的布鲁塞尔却划分为19个市、设立了6个警察局，彼此互不归属，军队、民事两家情报部门极少互通，信息分享障碍重重。
土耳其2015年6月就逮捕了布鲁塞尔国际机场爆炸凶手易卜拉欣并将其作为“外国恐怖主义武装人员”驱逐到荷兰，但比利时政府方面没有对此人作出任何防范。最令人绝望的是，在土耳其披露这一情节引起舆论大哗之后，比利时司法大臣和号称“欧洲恐怖主义中心”的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市长仍然只是辩解而毫无反省，还拒绝采取封锁该区挨家挨户搜查的措施。
比利时警方准备突袭抓捕2015年11月巴黎暴恐袭击主要嫌犯萨拉赫时，受制于可笑的法律规定而不能在晚上9时至早上5时之间行动，只能坐视恐怖分子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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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商业环境和增长前景将造成三方面损害
有鉴于此，可以判断，欧洲反恐能力与意志不强。在可预见的未来较长时期内，该地区暴恐风险必将与日俱增，欧洲将日益成为传统非伊斯兰国家中的暴恐重灾区。这一发展趋势对欧洲商业环境构成了多方面的损害：
● 首先，欧洲各国政府与难民相关的福利救济教育培训开支、防暴恐开支显著增长，必将直接间接加重政府税赋负担。
● 其次，在欧企业自身的安保支出也要增加，导致该地区企业营运成本提高。
● 第三，欧洲劳动力市场可能更加僵硬更加难以改革。考虑到穆斯林难民来源地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劳动热情、职业素质都很成问题，期望值却甚高，而且已经充分表现出他们擅长“按闹分配、多闹多得”的作风，在公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必然更倾向于按民族、宗教集团索取优惠特权，以求获取优质就业机会。欧洲劳动力市场本来就是僵硬缺乏弹性著称，这样一来，情况只会更加恶化。
本来，自从次贷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复苏表现就劣于美国，2010—2015年间，欧元区实际GDP增长率依次为2.0%、1.6%、-0.7%、-0.5%、0.9%、1.6%，而美国依次为2.5%、1.6%、2.3%、2.2%、2.4%、2.4%；在暴恐风险长期上升且日益为公众所知晓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资本在发达国家中将由此更多地选择流向暴恐风险相对较低的美国、日本等国，欧洲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将由此蒙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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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调整对欧经贸政策
在中国对外经贸中，欧盟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长期位居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长期位居中国最大西方直接投资来源地；长期是中国最重要技术进口来源地之一；是中国国民最热衷的奢侈消费品进口来源地；是中国国民出境旅游的热门观光地；在最近两三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浪潮中与美国并列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欧洲暴恐风险长期恶化趋势必将影响中欧经贸的风险、收益和未来发展前景。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需要对与欧洲的经贸作出合理布局，制定合理策略：
● 首先，基于上述基本判断，就整体而言，我们对欧洲经贸定位更多地应当将其定位为销售中心和融资中心，而不是制造中心。如此定位，不仅有利于从总体上降低巨额固定资产遭受暴恐袭击而损失的风险概率，同时也能减轻税赋和安保支出等负担。
同时，单纯从经济角度而言，将欧洲更多地定位为销售中心、融资中心而非制造中心也是合理的。因为尽管美欧在应对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时都提出了“再工业化”，而且一度出现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的现象；但它们的经济结构等因素决定了它们经济复苏后必然重新出现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现象。
事实上，近两三年美欧走出危机而开始复苏之后，相继都出现了进口增长重新快于出口增长的势头（参见表1），在次贷危机期间提出的“再工业化”有夭折之势。美国进口增幅快于出口增幅势头表现尤为显著，欧元区去年的出口强势只是暂时的，必然会像美国一样恢复进口增幅明显高于出口增幅的特征。同时，能源价格暴跌导致运输成本暴跌，进一步增强了东亚制成品在欧美市场上的竞争力，抑制、逆转了制造业一度回流美欧的趋势。
表1 2010—2015年欧元区、美国进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欧盟统计机构
● 其次，在欧洲各国各地区合理配置，在暴恐风险相对较低、应对暴恐风险效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配置更多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较多的项目。就总体而言，其它条件相同，东欧暴恐风险低于西欧；如果英国公投不退出欧盟，那么英国安全环境和未来应对暴恐袭击的效率优于西欧大陆；在西欧大陆各国中，法国、比利时当前暴恐风险较高，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未来长期暴恐风险较高。
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东欧国家目前外来难民很少，而且从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伊始，东欧国家就几乎全社会上下朝野一致强硬拒绝难民“入侵”。从长期来看，历史、社会心态、经济等因素也决定了东欧国家不可能如同西欧那样接受穆斯林移民。
至于英国，毋庸讳言，伦敦从19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东之外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中心，也是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思想中心之一，英国的不少阿拉伯书店中公开销售希特勒《我的奋斗》等欧洲各国政府严禁公开销售的极端主义书籍，一大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刊物在伦敦出版，然后分销世界各地，就连基地组织也是在英国成型为一个国际性运动，本·拉登的许多宗教法令（法特瓦）首先是在伦敦印刷，然后分发至世界各国，以至于某些势力将伦敦东区称作“伦敦斯坦”。但就总体而言，英国政府认识到这一危险之后，行动比西欧大陆诸国要坚决高效很多，卡梅伦从欧盟争取到的留欧协议也满足了限制对移民福利等要求，从而有助于遏制移民和穆斯林难民涌入。
难民危机以来，德国虽然暂时没有发生大规模暴恐袭击，但短时间内逾百万难民涌入，已经给德国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近几年来，欧盟东欧成员国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整个欧元区水平，2015年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经济增长3.5%，捷克经济增长4.5%，整个欧元区经济增长率1.6%；有鉴于此，在对欧盟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中，可以考虑适度提高欧盟东欧成员国的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之外的发达国家中，考虑到小特鲁多政府的难民政策，加拿大安全环境恶化和税赋加重的风险概率较高，中国企业和海外购房者在考虑对加拿大投资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 第三，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外国穆斯林难民大量涌入等因素，对欧洲作为高品质奢侈品产地、高品质旅游度假区的形象必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日益放大，从而损害欧洲奢侈品牌、旅游酒店公司的市场价值。有鉴于此，在未来中国企业对欧并购投资中，无论是像复星集团收购法国地中海俱乐部那样的旅游业项目，还是奢侈品牌，中方投资者都有理由要求被收购方降低要价。
特约作者：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