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比羽毛更飘荡——新工人文化的困惑
一转眼，“打工春晚”已经办了五届，每一届都会吸引一些媒体参与报道，知识界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讨论中来。“打工春晚”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经基本确立起了它的影响力。
2012年初，我在网上看到首届“打工春晚”的时候，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于是写了《唱自己的歌：打工文化的兴起》一文，为新工人鼓与呼。(见本刊2012年第4期)首届“打工春晚”之所以令人兴奋，是因为其中体现出了庞大的打工人群的文化自觉，呈现了一种新的文化主体意识，昭示了一种新的希望。
后来，我现场观看了第四届和第五届“打工春晚”的演出，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与首届的惊艳亮相相比，新工人文化没能在过去的几年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事件是《我的诗篇》在2015年的上映，这是一部关于工人诗歌的纪录片，已在多个城市以众筹观影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诗歌是目前尚处于孱弱状态的新工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的诗篇》体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主流商业文化对新工人文化的吞噬。
新工人文化的边界
一种文化倘要成立，需要有它的精神内核和边界，要知道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新工人文化，自然是属于新工人的文化，但并不能因此说，只要跟新工人能扯上关系的都可以纳入新工人文化的范畴。
衡量一种文化，标准无法是两方面的：思想的，和艺术的。文艺作品需要有艺术性，一个作品，无论思想上有多深刻和多正确，缺乏艺术性也会使其生命力和感染力大打折扣，这是文艺的基本规律。新工人的创作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其艺术性抱有过高期待是不现实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粗粝恰可以构成新工人文化的特色。所以，定位新工人文化应以思想性为主要标准，即是否体现了新工人群体的主体性。
如何理解新工人文化的主体性呢?这涉及如何看待庞大的新工人群体面临的现实困境和他们可能的未来出路。新工人包纳数亿人，他们徘徊在城乡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上困难重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都承认的。但在如何理解这些问题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一种解释源自“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理论脉络，它以效率为先导，把资本、劳动、土地都视为需要在经济活动中相互配合的要素，它鼓励竞争，也提供机会，并主张在发展中解决产生的问题。这种看法虽然表面上将各要素置于被平等对待的位置，但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把劳动当作资本增殖的工具;它提供机会的前提是维持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不变，个别打工者沿着通道上升，与新工人群体的境遇的改善没有关系;对于实际产生的社会问题，它主张用“法治”、“慈善”等方式进行调和，规避对生产关系的拷问。典型说法包括上海艺人周立波在节目中教导工人要感恩老板，也包括现身第五届“打工春晚”的袁立，她劝工人不要有怨气，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跟老板签劳动合同，工作时要记得戴口罩等等。
另一种解释则是沿着社会主义的脉络做出的。它提出了“劳工神圣”的理念，在理论上确认了资本源于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积累，回答了到底是谁养活谁的问题。这种观点是以劳动者为中心来理解世界的，关于现实中的问题和未来社会形态的展望，它直接诉诸生产关系的改造，主张至少要节制资本，主张打碎金字塔结构，建成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扁平化的社会。
新工人文化的主体性只能源于后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带有这样的意识的文化，才是新工人文化;能培养新工人的阶级意识、引导他们为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而奋斗的文化，才能称为新工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