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区的围墙到底该不该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通过一个个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实招”和“时间表”,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图”。
上述文件要点一经公开,便使得舆论大哗,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关于拆除小区围墙的那一段。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不可否认,上述要点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针对这一要点,民间的反对之声可谓此起彼伏。不用调查,也能猜想到,在反对群体当中,以已经购房者居多,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公职人员,总之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人。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表示支持,认为这符合世界潮流。
笔者曾经去过瑞士、美国、泰国等诸多国家,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封闭式小区俯拾即是。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好过中国。中国的千千万万小区,之所以矗立于围墙之中,显然跟民众素质良莠不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从出学打工到现在,在城市租房居住了已经十多年,在深圳的时候,在出租屋当中,只是感觉出租屋不如新建小区的房子漂亮和周围环境好,但是,左邻右舍以及同一栋楼里的租户素质都还不错,所以,虽然是租房住,仍然过得很开心。当我回到老家湖北之后,租房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几乎隔三差五地就能听到同一栋楼或者旁边住宅的小夫妻深夜吵闹,或者是男的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拼命敲门的声音。另外,很多租户都不讲卫生,乱扔垃圾,你要是在上下楼的时候碰到他们,问点什么,都非常不友善。
小城市,在年轻一代当中,精英基本外流,留下的十有八九是平庸之辈或者人渣,公职人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因为多为权力近亲繁殖的产物,所以,其总体素质仍然不如大城市随便一个私营公司的职员。从一线城市生活多年的人,注定在回到家乡之后有一万个不适应,虽然平日里也会面带笑容,但那是面对现实的结果,不等于就适应了。
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这些年里,小城市的楼盘和新式小区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能住进高档一点的小区是很多人的梦想。这背后的原因除了上述情况之外,还因为小城市,流氓地痞太多,尤其是那些小混混,一言不合,他们便可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即使你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都无济于事。中国的小城市,之所以很难取得大的发展,跟人才的严重流失,社会道德严重败坏有极大的关系。
北上广深,文明程度在中国是最高的,而二三四线城市则难以望其项背。很多外出打工者,即使在北上广深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生活,依然快乐着,依然觉得生活还有诗意,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可在二三四线城市,却全然感觉不到,一从北上广深回来,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即使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都难以消除。
上面的这些或许扯得有些远了,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论本篇的主题,那就是小区的围墙到底该不该拆?长远而言,笔者认为该拆,但在现阶段,拆除围墙只作为一种倡议最为合适,因为这涉及到一大堆的问题。首先是安全问题,小区一旦没了围墙,犯罪分子会蜂拥而至,卫生也会成问题,导致难于管理。再则,小区的优良环境,跟业主们的投入有直接的关系,未经业主的许可,拆除围墙显然不合理,这是在侵犯业主们的共同利益,实在要拆除,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和降低或免去物业管理费。
欧美国家的街区式管理的确非常成功,那是因为欧美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优良,民众的素质高,真正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官与民的和谐相处。中国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其滥觞其实是政府大院,以及公检法、学校的封闭式管理。不难发现,各地的政府大院都是被围墙圈定,而公检法则更是戒备森严。有亲戚在公安局上班,我问他,你们单位为何封得那么严实?他说,坏人太多了,很多犯罪分子仇视执法部门,不封闭起来,很容易遭到袭击。
去年夏末,笔者去北京访友,本想去清华大学里面一游,可是,保安却不让进,问他为何不让,他的理由也是“为了维护校园内的正常秩序”。中国人的总体素质显然还远远不能与欧美等国家的人接轨,神州大地上不计其数的围墙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过,仅仅只是拆除围墙,并不能解决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
中医治病讲求标本兼治,要根除中国的社会病也一样,不能只是盲目地去向西方国家学习和靠近,要学就学其本质,而不是学习没有围墙的表象。只有通过全面改革,让公职人员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让民众活得有尊严,让中国人的总体素质大幅度提升,像唐朝那样,路无拾遗、夜不闭户了,一堵堵的围墙自然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所以,要拆除围墙,必须先拆去心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