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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舅舅为何地位高?

2016-02-11 20:39:08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女性出嫁后,让渡了部分权利,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舅舅”所获得的权力是对这一让渡的补偿,是女性在夫家的代言人。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女性出嫁后,让渡了部分权利,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舅舅”所获得的权力是对这一让渡的补偿,是女性在夫家的代言人。

当下中国,独身子女一代已经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舅舅一词对许多新出生的“独二代”来说,已经是历史名词了,与“舅舅”这个词一样,舅舅地位高、权力大的说法也逐渐走入历史,但这不能掩盖“舅舅”曾经的作用,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舅舅到底起什么作用呢?为何社会地位显得高?

 

舅舅曾是最受人敬畏的亲属

如今越来越少人提到的“舅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是最令人敬畏的亲属,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享有种种超越成文法规定的权力,民间社会有着“天上雷公,地上舅公”,“天上老鹰大,地上舅公大”等诸多说法,其地位和权威可见一斑。

“舅舅”的权威主要体现在他对外甥(含外甥女,下文同)人生礼仪和家庭重要事务的处理上,在中国不少地方,女性怀孕到孩子出生,其兄弟会受到不一般的待遇,比如女性怀孕,首先要报告“外家”(即娘家),在江苏曾有“向舅舅家送毛米粥”的说法,意思是孩子出生后要向舅舅报告;在闽粤地区的客家人中,外甥满月时要由大舅主持宴席,在席位上,舅舅要坐在“最大”的位置。

外甥结婚,舅舅也曾扮演重要作用,有时候,舅舅甚至能操纵外甥的婚姻大事。《红楼梦》中,王熙凤死后,巧姐的舅舅王仁便想把她嫁到番邦,魏晋人李密的《陈情表》中,也有“舅夺母志”的说法(舅舅逼迫母亲改嫁)。

比起出生和结婚,“舅舅”在女性的丧葬上扮演的角色更为显赫。传统社会中,母亲去世,必须请舅舅参加丧礼,舅舅也往往借此机会教训外甥。在中国有些地区(也可以说多数地区),母亲去世后,外甥必须先向舅舅报丧,舅家通常会派出七至九人前来,外甥必须嚎啕大哭跪地迎接(丧礼结束后要跪送),舅舅通常会就丧礼的细节为难外甥,也会指责外甥不孝顺,而外甥只能唯唯诺诺听命,不得反抗。如果平时婆媳关系不和、家庭不睦,请舅舅时,舅舅可能就不予理睬,丧事就进行不下去,如果外甥敢擅自办丧事,后果不堪设想。(参见张泉福,《略论舅父权》)

除了这些人生礼仪外,“舅舅”在外甥的家庭事务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突出事例是在分家仪式上。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家庭兄弟普遍较多,各自成年后要分家,通常由舅舅主持分家仪式。在这个仪式上,舅舅通常会板着脸,拍桌子踢凳子当着众人把外甥一通臭骂,给他戴上“不和睦、不孝顺、丢人”等帽子,外甥只能洗耳恭听,然后分家仪式才能继续下去。在分家仪式中,有些外甥蛮不讲理,往往会被舅舅武力教训,如若还手,则是“以下犯上”,就可能受到法律惩处。(参见郭敬波,《从“娘舅踩瓢”说“以判压调”》)

基于“舅舅”在外甥生活中扮演的这些角色,“舅舅”也就成了最令外甥敬畏的亲属,成为外甥不得不尊敬的长辈。

舅舅扮演了女性代言人的角色

“舅舅”为什么在外甥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有多种说法,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舅权是母系社会的残余”,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有着明显的缺陷,在母系社会,女性是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长辈,男性并不具备这样的地位,所以男性并不可能因为母系社会过度到父系社会,就突然拥有了这么显赫的权威。

“舅舅”权威的来源,其实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社会发展让男性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他们对家庭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但当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尚未超出女性,所以其权力也未能大到超过母亲,有学者认为,“舅权”是母系向父系过度时期的残余。(参见阿奎,《浅析“舅权”》)

当然,这些假设都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估计,未必与现实相符合,有学者对贵州苗族地区进行研究后提出,“舅权”实际上是女性兄长对女性的一种义务,是维护女性在夫家的权利:比如,女性若是正常死亡,“舅舅”通过对外甥的问责、为难,显示自己对姐妹的关心,以尽兄妹亲情的义务;如果女性是非正常死亡,“舅舅”责难外甥,则是维护女性生命权利的一种义务与手段。(参见黄秀蓉,《贵州化屋歪梳苗“谈姑妈话”习俗:“舅权”的历史遗留与变迁》)

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更符合“舅舅”在民间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女性出嫁后,让渡了部分权利,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舅舅”所获得的权力是对这一让渡的补偿,是女性在夫家的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舅权”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机制。

舅舅充当了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基于熟人社会建立,依靠道德和伦理维系,法律并不那么通用,特别是在基层社会中,通过熟人调节社会关系,远比法律来得实用。

“舅舅”在社会关系中,就充当了这样的调节器。比如,前文所举的分家例子,“舅舅”的角色就有利于平息家庭矛盾,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舅舅”在处理家务事中,往往得心应手,这与其权威地位密不可分。

另外,如前文所言,“舅舅”在传统社会中充当女性在夫家的代言人角色,对女性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特别是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舅舅”的存在能让女性感到受到“外家”保护、关怀,通常发生家庭矛盾时,“舅舅”的处理也有利于女性。因此,在传统社会(甚至直到今天),女性在夫家受气后,都会回娘家,寻找父兄的保护,这也让夫家有所顾忌。

当然,由于“舅舅”所扮演的权威地位太过重要,有时候也会出现适得其反的作用,比如家庭矛盾由于“舅舅”的介入,变得更加激烈,有时候,“舅舅”为了彰显家族势力强大,动用庞大的家族成员,前往夫家争斗,酿成种种惨剧,让亲戚变成冤家仇人。

但不论怎么说,在缺乏法律保护的前提下,“舅权”的存在,“舅舅”的存在,给予了女性或多或少的保护,让她们不至于任人宰割。

女性权益彰显让舅舅失去作用

“舅舅”所充当的角色,本质上是由于社会法制不健全,女性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造成的,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越来越重视对女性权利的保护,相关法律也陆续出台,中国也不例外,因此,“舅舅”逐渐失去了他的地位,“舅权”也逐渐走进历史深处。

事实上,以现在的眼光看,“舅舅”的许多权力并不合法,其地位更多的来自于礼治社会的习俗,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加速,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深刻转变,“舅舅”在各种仪式中也变得不再重要。

而且随着中国独生子女一代长大,开始娶妻生子,许多“独二代”已经没有了“舅舅”,现在许多流行的关于舅舅的说法,未来对他们可能如同天书,完全无法理解了。

同样,当下中国,也不能指望依靠“舅舅”来保护女性权益了,与时俱进,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维护女性权益,更为重要。

“舅舅”在中国社会曾扮演过重要作用,不单单是“母系社会”的残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舅舅”已经失去了其本来作用,连同自身,都快走进历史深处了。

 

责任编辑:文尧木
来源: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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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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