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 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便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战后，在美国发扬壮大的凯恩斯主义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政府公共工程，增加了就业岗位，提供了农业补助，提高了美国人均支付能力。在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国家实行社会民主，推行福利政策。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控制了资本流动，增加了公共支出，推行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体制。这些福利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大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抑制了阶级矛盾，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但无论是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还是福利国家政策，都没有真正挑战资本的利益或者垄断资本家阶级的控制，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在局部对社会再分配进行了调整，并没有真正触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样的调整只能暂时缓解阶级对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截止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很难预防深层危机再次出现的原因。高水平的福利已经开始同高水平的资本积累产生矛盾，而福利国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
不难理解的是，福利国家曾试图调解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内在矛盾。这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令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高税收、高福利支出和政府政策会鼓励穷人无所事事，令经济增长放缓，增加政府负担，而这一负担最终压在了资本的头上。与此同时，工人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水涨船高，导致工资和福利增长，资本的生产成本随之增长。这意味着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不断降低。于是出现了以保护资本为目的的反击。这是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起源。
相反, 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提倡的国家干预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其经济立场可以总结为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国际一体化。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看成是“通往奴役之路”。他们还支持资本和自由贸易不受约束，试图创造一个“平的世界”，这样资本就可以不受任何形式的阻碍在全球自由流动了。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第二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从思想流派一跃成为影响权力和左右政治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撒切尔和里根都坚信新自由主义。他们凭借强有力的支持，在国内推动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攻击工人阶级，打击工会力量。在撒切尔看来，“别无选择”。在英国和美国的带领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迫使资本争相将危机引向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和改革
矛盾的是,新自由主义虽然声称反对国家干预，但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才得以实现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之时，中国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主动向全球资本敞开大门；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主动拥抱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重新构造了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的目标。
在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做出了关于改革的政策决定，就像清朝末年那样，中国再次走上了向英美学习的道路。那时的社会精英将美国看成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发展模式也是最成功的。美国模式中最突出的是市场、私有权和自由经济。当年流行一时的压倒性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于以美国为例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刚刚进行工业化的东南亚国家，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受到质疑，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受到了猛烈抨击。精英们认为，劳动者和企业家的自由受到指令性经济严格控制的制约，这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缺乏活力。计划经济利用户口制度来维持城乡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两极对立的城-乡经济模式。公有制和集体经济被看成是造成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的罪魁祸首，致使激励机制缺乏，造成了消极怠工和无所事事，滋生了腐败。
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市场化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经济，同时合理安排资源，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将生产力提高到最高水平。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进而导致腐败等问题。市场还实现了人的自由；市场经济为市场里的不同角色提供了选择的自由；私有制、市场和自由贸易更适合人的本性。总而言之，市场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任何对市场的怀疑都被看成是思想“解放”不够，或是想要倒退，甚至会被贴上“极左”的标签。
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化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最终邓小平终止了这场讨论，宣布“不争论”。邓小平为改革设定了基调：尽管有必要避免右倾，但是最主要的任务还是防左。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解放思想”的醒目标语下，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苏联解体、铁幕落下之后，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苏联模式被批判为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西方学者高调宣布“历史终结”的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精英进一步相信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真正的发展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中国改革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同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也被写进了十四大报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未来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