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袭击如何改变法国
法国巴黎去年连续遭受两次大规模恐怖袭击，如今距离第一次袭击案已整整一年。对法国人来说，2015年是可怕的一年，《快报》（L’Express）杂志最新一期以“恐怖袭击如何改变法国”为封面文章，指出法国人已不需要雨果的诗来带出情感的共鸣：2015年1月连续三天爆发恐怖攻击，愁怒交杂的情绪搅扰了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犹太社群都成了攻击目标。11月13日的巴黎恐袭，更揭露了所有法国人都是“伊斯兰国”的目标。
10个月内，这个国家便从“和平遭威胁的国家”恶化为“宣战中的国家”，从“拉警报的国家”变为“陷入戒严状态的国家”。最近，整个国家以公投决定了政府有权褫夺具有双重国籍的涉恐人员的法国国籍。
同时，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在未有司法手续的情况下，已有接近3000人被警察搜身，360人遭软禁，287人被临时拘留，而这些嫌疑人最终没有一例被证明是恐怖主义者。事实上，不少媒体指出，在逮捕的浪潮中，任何持不同政见者都成为目标。所有的公众抗议都被禁止，“这是政治本身被悬停了”。
如何理解当代的这种“反恐战争”？著名思想家乔治·阿甘本对于主权和例外状态这一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互相依存的概念的思考，是一个基本工具，在很多国家，包括最近法国的例子中，这种思考的重要意义已经彰显。近期，阿甘本本人在《世界报》（Le Monde）上撰文，反思了法国的“紧急状态”，指出法国已经从一个“法律国家”变成了“安全国家”，人们要努力思考后者的意涵。
阿甘本说，人们不能真正理解，在法国紧急状态一直延长至今年2月的情况下，什么东西正处于危险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主张，紧急状态是民主的盾牌，它必须高于一切争议。但历史学家非常清楚，事实正是相反：紧急状态是极权国家的工具。在希特勒执政时期，魏玛的社会民主党经常宣布紧急状态（或德语里说的“例外状态”），可以说，在1933年前，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议会民主国家。在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希特勒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宣布永不取消紧急状态。个人自由由此完全被悬置了。
这种场景没有道理不会在法国重现：人们不难想像一个极端的右翼政府会从紧急状态中得利。在延长的紧急状态中，警方行动逐渐替换司法力量，公共制度快速而不可逆转的倒退便是可期的了。
阿甘本指出，“安全国家”的三大特点是：维持恐惧、放弃法律的确定性以及对公民的“去政治化”。
事实上，在西方民主国家如今转向所谓“安全国家”的进程中，紧急状态已成为其中一部分。阿甘本认为，学者对于这种新形式政府的分析还非常匮乏。“安全国家”与“法律国家”无涉，也跟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无关，需要进一步厘定。
阿甘本指出，在深刻影响了政治哲学的霍布斯的模型中，将权力传递到主权的契约中预设了人们对“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恐惧，而国家就是要终结这种恐惧。在“安全国家”中，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国家牢固地植根于恐惧，以一切代价维系它，因为它正是从中获得其主要功能和合法性。
福柯早已揭示，前革命时代的重农主义政府首次在法国政治话语中喊出“安全”一词时，它并不是指防范灾害和饥荒，而是让它们发生，并通过管理和引导它们获益。
同样地，今日受到质疑的所谓“安全”并不是要防止恐怖行为（事实上这极端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而是要建立一种人与人的新关联和无限制的控制，这使得国家可以全面监控公民的电脑和通讯数据。
于是出现的首个风险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和“安全国家”的系统性错位：如果国家为其合法性需要恐惧，那么它必须要制造恐怖，或至少防止其发生。我们因而目睹国家追逐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它喂养那些换到国内必须与之作战的恐怖主义，同那些资助恐怖组织的国家维持亲密关系，甚至卖武器给他们。
阿甘本要求我们领会的第二个要点是:公民以及本是主权所有者的人民的政治状态中的变化。在“安全国家”中，一股抑制不住的趋势明显是要走向对公民逐步的“非政治化”：他们所参与的政治生活，被减少到只有选举投票。这种趋势被纳粹法学家理论化，更为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将人民定义为一种本质上非政治的元素，国家必须保护及养育他们。
如今，根据同样的这群法学者的看法，只有一种方法可将这种非政治元素政治化：通过出生平等、种族平等，就可以将其从陌生人和敌人那里分辨出来。这并非是要混淆纳粹国家和当代“安全国家”：必须要理解，如果公民被去政治化，他们便不能离开他们的被动状态，除非他们因为对敌对的外来者——那外来者还不是（物理地）外在于他们（如德国的犹太人，也如今天法国的穆斯林）——的恐惧而被动员起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甘本说，我们必须考虑那个剥夺双重国籍公民的险恶项目，它使人想起1926年的法西斯法律对那些“不配拥有意大利国籍的公民”的去籍，以及剥夺犹太人国籍的纳粹法律。
第三点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即公共空间中真理和确定性的标准的根本转变。在法律国家中，犯罪只能通过司法调查来确认；在安全国家中，我们只能听从警察和仰赖于他们的媒体，而这两个机构，其可靠性一直被认为是有限的。
而在法国于11月20日通过的紧急状态法案条款中，可以看到同样的不确定性。在安全国家中，这些一向被法学家认为是违反法律确定性原则的表达，变成了常态。
同样的不精确和模棱两可重新出现在政治家的声明中，按照他们的说法，法国人是在打反恐战争。对恐怖主义作战，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敌人是模糊的，任何人，无论国人外人，在不精确的法律语言中，都可以被识别为敌人。
对维持恐惧、对公民去政治化，并抛弃法律确定性，安全国家的这三个特点意味着，在一方面，我们目前正在跌入的安全国家，其所作所为与它承诺的正好相反，因为——如果安全意味着没有后顾之忧（sine cure）——它却维系着相当的恐惧和恐怖。另一方面，安全国家是一个警察国家，其中司法权威日炽。
阿甘本担忧地总结说，通过对公民的逐步去政治化，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潜在的恐怖主义，安全国家最终离开了政治上的已知领域，引导自己走向不确定性，在那里，公共和私人混淆不清，两者间难以界定边线……
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解禁：家喻户晓，却几乎无人读过
据CNN网站1月8日报道，被禁70年之久的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本周已正式上市，现身德国书店。
1923年政变失败后，希特勒在监狱里开始写作《我的奋斗》，并在出狱后完成这本书。二战结束后，巴伐利亚州获得《我的奋斗》的版权，并一直禁止该书再版。不过，该州对《我的奋斗》70年的版权将于2015年年底到期，该书版权将成为公版。有鉴于此，巴伐利亚决定出版一个加有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笺注的版本。8日公开发行的即为此注解版。
长期以来，德国各联邦州司法部长拒绝为再版开绿灯。他们认为，虽然书的版权到期，但是内容违法，会煽动民众，故而出版此书属于刑事犯罪行为。但是为书增添了千余页、高达3500条的学术注释，旨在显示《我的奋斗》“逻辑不连贯，写作很差，既不有力，也不诱人”，“使读者有了区分煽动性文字的可能性”之后，版权方也就没有了反对发行的理由。
德媒称，该书在德国家喻户晓，但是几乎无人读过，因而马上成了畅销书，虽然其发行数量很低，只有三四千册，售价也非常高，达59欧元（约423元人民币）。
BBC在德国的记者麦金尼斯说，很多犹太团体都欢迎出版这个版本，并表示出版一个批判性的版本对解释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很重要。
德国联邦教育部长约翰娜·万卡（Johanna Wanka）也对此书表示欢迎，2015年年底，她就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将加有注解的新版《我的奋斗》用于课堂教学。她对德媒表示，“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具有批判性的版本目的就在于为政治教育作出贡献，相应地，也写得通俗易懂。”她对这个“可让广大受众获得有学术点评、并对希特勒言论进行驳斥”的版本表示欢迎。
万卡说，“该书将可以公开获得。学生们会有疑问。如果他们能够在课堂上提出这些问题，讨论这一话题，那是件好事。”德国教师协会最近也作出过类似表态。
不过，也有德国官员们表示，他们会限制公众获得此书原文的渠道，因为有人担心此书可能激起新纳粹情绪。有连锁书店也说，不会在店面摆售此书。
【本周书单】
批判理论新书单：
福柯讲座《About the Beginning of Hermeneutics》；巴塔耶论尼采；新编尼采文集《反对教育》（Anti-Education）；论文集《福柯与新自由主义》（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延续去年的热烈讨论：福柯是否被新自由主义引诱（https://www.jacobinmag.com/2014/12/foucault-interview/）……
《卫报》2016年新书预告：
英国《卫报》每年都会在一月初发布本年度新书预告（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jan/01/books-literary-calendar-2016），周报君摘录其中部分社科新书供读者参考：
一月
已故犹太大屠杀史专家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的《最终解决方案：犹太人的命运（1933-1939）》（Final Solution: The Fate of the Jews 1933-1949，Macmillan)。
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散文集《然而……》（And Yet...，Atlantic）。
三月
加拿大杰出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语言动物：人类语言能力的完形》（The Language Animal: The Full Shape of the Human Linguistic Capacity, Harvard）
哈佛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驱逐》（Evicted, Allen Lane），本书作者关注城市社会学、贫困问题、种族和民族问题，曾凭借其在活动房屋区(trailer park)对驱逐穷人现象的实地研究获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奖”。
传记作家萨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的《存在主义者咖啡馆》（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e: Freedom, Being and Apricot Cocktails, Chatto & Windus）研究了1930年代以来的存在主义的人和事。
四月
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弱者因其所需而受罪？》（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 Bodley Head），这位自称“自由至上的马克思主义者（libertarian Marxist）”的经济学家的反财政紧缩书。
托马·皮凯蒂（Thomas Piketty）《纪年：纷扰的时代》（Chronicles: On Our Troubled Times，Viking）
五月
BBC前主管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别说啦：政治，媒体和公共语言的危机》（Enough Said: Politics, Media and the Crisis in Public Language, Bodley Head），讨论信息过载时代如何讨论严肃的话题。
国际法学教授菲利普·桑斯（Philippe Sands）《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起源》（East West Street: On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Weidenfeld & Nicolson）。
六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欧元：一个普通的货币如何威胁欧洲未来》（The Euro: How a Common Currency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Europe, Allen Lane）。
八月
散文作家约翰· 耶利米·苏立文（John Jeremiah Sullivan）《天堂的首相》（The Prime Minister of Paradise, Jonathan Cape），作者花了二十年研究18世纪美洲的乌托邦社会传说。
文化批评家克利夫·詹姆斯（Clive James）《播放全部：观影马拉松者笔记》（Play All: A Binge-Watcher’s Notebook, Yale）。
九月
科学史家乌瓦尔·诺亚·哈拉利（Yuval Noah Harari）《神人：一部明日的历史》（Homo Deus: A History of Tomorrow, Harvill Secker）。
充满争议的埃及裔瑞士学者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伊斯兰教》（Islam, Pelican）。
语言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谁统治世界？》（Who Rules the World?, Hamish Hamilton）。作者2015年12月刚出版了《我们是什么生物？》（What Kind of Creatures Are We》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