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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供给侧改革 不应照搬西方理论(3)

2015-12-28 14:23:48 作者: 林毅夫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林毅夫强调说,我们过去的政策包括4万亿,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他呼吁学界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来决定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

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挤占民间投资

如果说我们要扩大投资,投资有两块,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个是产业方面的投资。产业方面的投资应该是企业为主。如果要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总需求,政府投的应该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方面。

但是最近也有很多人反对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有两个反对原因:一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会挤占民间投资,第二个看法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低。

这些观点是否正确?

首先,有人说,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挤占了民间的投资,这个观点忽视了政府推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2008年政府4万亿的投资,究竟是因为民间的投资意愿低,政府为了适度扩大需求才去做基础设施投资呢,还是因为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造成2008年、2009年年初民间不去投资?

这个答案很清楚,是因为民间的投资意愿非常低,当时国际经济一蹶不振,外贸出口减少一半,产能过剩非常厉害,大家对未来没信心,过剩产能不仅在出口加工部门,也出现在一些装备制造部门。那种情况下,为了稳增长政府才做基础设施投资的。

我们现在讲稳增长,适度扩大投资,也是因为民间投资的意愿不足,才搞基础设施投资的。其实是因为民间的投资意愿少,而且我们有那么多的储蓄,政府才去做基础设施投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低,以这个观点反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学者有很详细的经验数据的统计。确实这段时间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投资的回报率低,这是事实。但是,是不是政府投资回报率太低,我们就不要政府去做基础设施投资?

首先来讲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的,回收期可能是四五十年。一般民营经济的投资是在产业部门,产业部门一般十年以后就全部折旧光了,甚至有的还短于十年。当然折旧期短的回报率一定要高,才有足够收入来偿还投资。基础设施的折旧和回报期长,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和产业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一样,是会太高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3、5个百分点就差不多了,而民间产业的回报率应该是10%以上。因为周期性不同,要求回报率不同。

第二,基础设施投资有许多外部性,比如说交通不拥堵,最大的受益者是企业和人民,但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对外部性的收益直接收费。

如果经济直接回报比较小的,有外部性的这种基础设施投资,让民间去做会怎么样呢?因为长期的回报率低,而且有很多外部性,民间是没有积极性的,除非给他垄断地位,让民营资本可以靠垄断来将外部性收益内部化,收取垄断价格。

但如果基础设施让民间来垄断,从投资者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1980年代,包括世界银行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倡导,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应该由民间来投资。结果80年代以后,发现民间愿意投的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就是移动通信。

民间投资移动通信的积极性很高,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有垄断性质,规模经济太大了,所以形成了自然垄断;第二,容易收费。

除此之外,民间投资基础设施的意愿非常低,去年我们提出要通过PPP投资基础设施,但是最终落地的项目非常少,除非政府给民间资本垄断地位,但是这又不适合经济的发展。如果要由民间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因为民间的投资意愿太低。

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必然要让政府来做。

经济下行期,民资投资意愿低。世行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上半年社会资本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降幅超过50%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时间点:经济下行正当时

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起责任,什么时候做最好?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我就开始倡导的: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是政府,最好的投资时间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稳定增长,增加就业,这一方面的好处。

而且,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做基础设施投资,成本也是最低的,因为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工资的成本都相对低。反过来讲,如果在经济发展非常好的状况下,去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造成经济过热,各种原材料成本又上升了,这样基础设施的成本又高。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成本最低,又能够稳增长。只要项目选择好,短期是创造需求的,长期是提高增长力,增加政府税收的,所以是一石双鸟。

从我2009年年初提出这个观点以来,国际上已经逐渐成为主流,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在经济下行时是进行基础设施的最好时机。这是第六点我想谈的。

供给侧改革不应照搬西方,要有自己的理论创新

第七点,我呼吁国内学界关注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国内学界、舆论界一般都是拿国外的理论来看我们的政策。比如说,大家讲过去中国的政策是需求侧的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今年11月10号,中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国内学界舆论界现在马上讲说,我们抛弃凯恩斯主义了,我们现在是拥抱供给学派的政策。

中国过去的政策包括4万亿并不是凯恩斯主义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是“挖个洞、补个洞”或发失业救济的短期提高需求的,但长期不增加劳动生产力,而供给学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税收来提高投资和增加供给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的政策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里根总统执行的一个政策主张,当时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时候,里根被认为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府领导人,当时美国的供给学派是完全反对产业政策的,他们认为不应该针对某个产业去制订政策,应该用普遍降税的方式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但是,我们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吗?实际上,我们过去或者是2008年以后(即使我们在推出4万亿的时候),我们所投资的基础设施也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增长瓶颈的,那种财政政策确实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的,但长期来看降低了我们的交易费用,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的。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可能做不到,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是比较好的,既然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了,政府再投资基础设施只能是把现有的基础设施挖开,然后再补上,这是不提高生产力的。但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建新的,而且是消除增长的瓶颈,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这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把需求和供给的增加结合起来的措施。

现在的供给测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

我们现在讲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短板:我们也有很多税收过高的地方,要降低关税;也有一些过剩产能应该退出,这是供给侧的改革。

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我们现在推行的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我们还是要有产业政策的,这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过去的政策既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应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分析清楚我国当前经济的实际问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的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

任何一个国家确实都会遭遇到周期的冲击,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应该有反周期的措施。可是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冲击,或者是周期性下滑的时候,政府同样应该做些积极的稳增长的措施,比如主要在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不是发达国家那样的,挖个洞,补个洞,我们是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同时是需求侧的管理,同时也是供给侧的补短板的措施。

另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但是比较难做。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再往前自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属于补短板的产业。实际上发达国家这种产业已经有了,那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这种短板的产业的发展,这时候我们政府所能用的信息、所能用的政策手段是比发达国家多的。

所以我们的产业政策在特性上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短板产业的需要支持发展相关人力资本、金融、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影响产业发展方向的,都属于产业政策的内容。

这样的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很难做,或者做的机会非常少。我们有很多机会能做,不能因为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没有推行产业政策,我们也不推产业政策。

实际上中央也不是这个精神。中央说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生产特性提出的,他们的宏观政策、发展政策有他们的特性。

但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或者是来理解我们当前的宏观政策。因为照这样理解很可能会给我们的政策造成很大的误解和社会压力。

比如说2008年的4万亿,我们有改进的空间,但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学界已经认为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国也不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可是我们做的并不完全是凯恩斯主义,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我们推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应学派的政策,而是要适度增加总需求的前提下来进行,并且要应用产业政策,而不是只有减税。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的需求,也增加长期的供给;现在供给侧改革的许多措施能增加我国长期的供给,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资才能实现。

所以,我国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发达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发达国家的供给学派的政策。实际上,我国理论界的认识是落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之后的。

上个星期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的特性上的差异,找到在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时的原因、挑战和机会在什么地方。

另外,了解转型中国家目前遗留下来的很多结构性的、机制性的、发展模式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原因来与时俱进对症下药。

经过对上述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了解,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种理论框架给我们发展政策、宏观政策提供参考。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形成的自己的发展理论,不仅对我们有价值,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参考借鉴价值。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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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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