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观点 / 环球视野 / 正文

什么仇什么怨 西方为何对“妖魔化中国”情有独钟

2015-12-25 15:36:58 作者: 张幂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由于很多圣诞礼物都写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以至于70%西方小朋友认为圣诞老人是中国人。或许在西方孩子的眼中中国人的形象就是那个戴着红帽子,穿着红色的棉衣,脚穿红色靴子,有着白胡子的慈祥老爷爷,但是在西方大人的眼里中国人却是另一番样子。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了,最高兴的非小朋友们莫属。为何高兴呢?因为他们认为又可以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礼物了。传说每年圣诞节前夜,圣诞老人都会驾乘由9只驯鹿拉的雪橇,挨家挨户从烟筒进入屋里,然后偷偷把礼物放在孩子床头的袜子里或者堆在壁炉旁的圣诞树下。

QQ图片20151224170107

漫画作者:对儿双生

由于很多圣诞礼物都写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以至于70%西方小朋友认为圣诞老人是中国人。或许在西方孩子的眼中中国人的形象就是那个戴着红帽子,穿着红色的棉衣,脚穿红色靴子,有着白胡子的慈祥老爷爷,但是在西方大人的眼里中国人却是另一番样子。

丑陋的中国人

0

你也许想不到最先“妖魔化”中国人的竟然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大思想家们。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极力批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他认为中国的专制政体是黑暗和恐怖的,所进行的教育是奴化教育,旨在培养人民成为奴隶。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活动力非凡,但是利欲熏心和贪得无厌,不容易让人产生信任。

卢梭抨击中国的言论更激烈,他认为中华民族受奴役是理所当然,中国必然会成为任何外来者的侵略对象,而中国人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中国的文人虚伪、怯弱、缺乏骨气、阿谀奉承且狡猾,他们只会夸夸其谈而不干实事,除了作揖和磕头再也不懂其他人情世故。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沃尔纳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木偶般”的民族,孔多赛则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不前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科学和艺术方面被其他人所超过。

关于这段历史,厦门大学教授周宁说,西方现代性精神最终在启蒙运动中确立,今胜于古、西胜于东,在“古今之争”中定夺现代胜于古代的,是‘进步’的概念。在东西之争中定夺西方胜于东方,是‘自由’概念。现代西方是进步与自由的西方。启蒙精神主导的西方现代性观念与价值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出现在古代东方,表现停滞与专制的中国形象,成为被否定、被排斥的“他者”,支持了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只有在中国帝国甚至东方世界的历史停滞背景上,才能确认现代西方、现代西方的进步与现代西方在世界历史中优越中心的意义;只有在中华帝国代表的整个东方专制主义黑暗大地上,才能为西方现代性奠定政治哲学基础-自由精神与民主制度;只有在否定整个非西方世界的野蛮型上,才能充分、全面地肯定西方现代文明。“文明”是西方现代化自我指认的身份,穆勒在《论文明》中指出,所谓文明,实际上就是指西方现代文明。

“文明”是西方现代化自我指认的身份,穆勒在《论文明》中指出,所谓文明,实际上就是指西方现代文明。

“黄祸论”的兴起

9d16fdfaaf51f3de34759ccd96eef01f3b297957

图注:万丈悬崖的顶部,站着天使长、英勇善战的米迦勒——条顿民族的象征。他单手执一柄喷火的宝剑,另一只手指着远方正在逼近的祸患,同时告诫自己身后的一群淑女们:你们要警惕!而那群风姿绰约的淑女正是欧洲主要国家的化身。悬崖下是深川,对岸是浓烟卷成的巨龙和跏趺而坐、双手合掌的佛陀。画面上除了德皇的签名,还有意译成英文的一句话:“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

一般认为,“黄祸论”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由无政府主义巴枯宁首先提出。巴谷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黄祸论”的先河。他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移民是“巨大的危险”。中国人是可拍的,中国人应受到重视。一方面中国人在学习欧洲的新式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原始的、野蛮的、没有自由和人道的。中国为解决其庞大人口的生存问题,势必要对外扩张和侵略。

19世纪末期,“黄祸论”大行其道。下到巴谷宁,上到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都在鼓吹“黄祸论”,一时风靡整个欧洲。德皇威廉二世呼吁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为此威廉二世还专门命人制作了一幅名为《黄祸图》的油画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

20111103020547870

受欧洲“黄祸论”的影响,美国出现了针对华工的“排华风潮”。与所有文明冲突的演变轨迹一样,经济上的排华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上的排华。反华人士称,中国是一个低劣的民族,是不能被同化的民族,是容易引起社会冲突的民族,因此是巨大的威胁;中华民族没有真理、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是一个心甘情愿做奴隶的民族…… 一时间,在美国丑化中国的言论蜂拥而起。

在欧美一些国家外交和国家政策中也开始贯彻这一理论,除了污蔑中国人,还变本加厉的压迫中国人。在美国加州甚至有专以捕杀和迫害在美华人的“沙地党”,其首领奇尼亚声称中国人“是黄祸,是美国未来的真正威胁”。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大力排挤华人。世界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美国这一政策。如澳洲英国殖民当局大肆鼓吹“白澳政策”,即“澳洲人是白人的澳洲。”在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

所谓“黄祸论”是因为西方看到了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如中国人口众多、中国人适应能力强、精力充沛,多才多艺,具有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经过适当的训导后,也许会成为世界上一种了不起的势力。中国的国民能力是巨大的。出于畏惧的心理他们炮制出这么一中“妖魔化中国”的理论。

带着红色眼镜看中国

社会主义中国被西方人视作洪水猛兽。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那时的中国被西方媒体描绘成恐怖的“红色妖魔’:极权主义、大清洗、大屠杀,据清华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当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仍然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统治”他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共产主义中国”,称五十年国庆是“庆祝共产主义统治五十年”

长期以来,经过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府的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统治”在西方人眼里几乎等同于“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社会是讲民主、讲自由、讲法制、讲科学、讲人权的,那么反过来,中国是不讲这些的。应该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是贯彻了这一“理论”主线。

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缘由

b67ac4533546214a7ce775f443092d7a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并不落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以欣赏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但是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恐慌,他们怎么能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赢得大家的喜爱呢?美国必须像打击苏联一样打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威胁论作为“契机”,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就有了“妖魔化中国”的借口。美国《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内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物色一个能够代替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

当前关于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主要有新形势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三种。

新形势下的中国威胁论

20140515013022396

“中国威胁论”包括经济威胁论、政治威胁论、军事威胁论、资源环境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等。

“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主要论调,也是炮制中国其他威胁论的基础。该论调认为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和利用低廉的劳动成本等方式来获取经济发展, 不仅与其他国家争夺国际资金, 而且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 造成西方国家大量失业。该论调不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客观情况,故意不着边际地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并指责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威胁。于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性较强的进口策略以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军事威胁论”是其重要论调,也是“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目的所在。西方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必然大规模地发展军事力量,走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此外,西方国家还夸大中国军费的增长速度、规模、水平。

“中国政治威胁论”是另一重要表现形式。共产主义思想国家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在骂声中度过的。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的竞争并不是中国最想要的,而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才是其最终目的。

“资源环境威胁论”。他们认为, 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消耗各种各样的资源, 这将同其他国家发生抢占国际资源的冲突和对环境造成污染。例如,中国进口大量的粮食, 将会对世界粮食供应造成威胁; 中国消费热的出现,“将对全世界产生严重的影响”

“文明威胁论”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论”。后来亨廷顿有进一步深入、系统的阐述了他的这一理论。他在《文明的冲突域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这两大冲突。关于中国,他认为中国野心勃勃。一方面要光大中华文化,使自己成为吸引所有华人社会文明的核心国家。另一方面要谋求东亚地区的霸权。中国优越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不甘屈居人下,早晚要崛起。因此美国应该尽快制止中国即将出现的膨胀、崛起和霸权。“文明的冲突”一经提出后,便在国际上引起来巨大法反响。而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

李希光教授对亨廷顿的理论评价说,“根据他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有妖魔化对方。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略。战略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

妖魔化的中国目的: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全面崛起的猜忌,从而诱使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以至军事上参与遏制中国崛起的种种举措。

“中国威胁论”的危害

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与人民的形象,恶化了国内投资环境,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的蛊惑和煽动,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对华投资信心和积极性受到影响,特别是该论调涉及的“环境、能源和人口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与中国合作的忧虑和担心。影响了中国引入外资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从南美洲国家对中国的心存芥蒂到大洋洲国家对中国的高度警惕,无不与“中国威胁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非洲大陆也出现了非洲版的“中国威胁论”,把当前的中非友好合作诽谤成一种“阴谋”、“祸害”和“新殖民主义”。认为中国的工业水平和出口能力的提升,严重威胁到非洲的制造业,使得非洲无法逾越工业化的门槛。

中国崩溃论

170Z1FDVT

中国崩溃论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早在苏东剧变时,西方就兴起了第一波的中国崩溃论。那时西方出现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中国必然要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征服。但苏东剧变后,中国不仅顶住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而且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进程。西方的“中国崩溃论”不得不将其重点从社会制度转变经济,开始唱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2001年8月,章家敦的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出版。在书中,他公开宣称,中国过去50年在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累积的弊病太多太深,目前的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强烈冲击下,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崩溃”。他甚至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最近“崩溃论专家”章家敦又跳出来了,他5月25日在美《福布斯》网站刊文,宣称中国应对经济下行的措施如果成功了,“最多撑一年”,“如果失败了,那么几乎所有的经济灾难都会降临,或许到今年第四季度之前就会发生”。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由于外界不知道的原因,章家敦把一种对中国的“仇恨”带到了他的研究和评论中,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章家敦的对华预测有明显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倾向,他不是在研究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得出对事实负责的结论,而是先有能够满足价值观的大致结论,再去搜集材料,对结论作出验证和交待。他预测中国的这一方法论决定了他出谬论的高概率达到迄今惊人的100%。

将中国GDP增长指为虚假繁荣

res01_attpic_brief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论文,对中国统计数据进行比对性分析,指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与GDP增长等“存在不合逻辑的负相关性”,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性。这是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否定性指摘。

两年后的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媒体,如美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经济评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大量报道托马斯·罗斯基的观点。

至此,关于中国GDP数据真伪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纯学术研究,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介入,开始向政治领域转向、蔓延。在国际话语权被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崩溃论”杂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恶意企图,成为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标志性话语。

纵观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宗旨在于夸大中国国内面临的困境,特别是经济发展上的困境,进而唱衰中国。事实上,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正在向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转型。

中国责任论

590399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中运用新获得力量越来越引起国际上的关注。胡智锋说,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各国都会想“你谁说,你想干什么”。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其他一些国家都有点担心和害怕。在此情况下,部分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始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演讲。美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责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诸如要求中国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增加军事预算透明度,加大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投入,增加联合国会费,对朝鲜和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改变获取外部能源的方式、处理好与苏丹以及缅甸等国家的关系等。

20151127065948461

针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西方又接连出现了所谓“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等各种奇谈怪论。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认为中国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达赖、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是错误的,他将当前中美关系跌入谷底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升温以及中国的傲慢和过于自信。

美国对台军售案发生后,媒体上强硬的声音比较多,西方特别像美国觉得这可能代表中国主流的声音,很多美国人也这么解释。于是他们会觉得中国整个外交正在趋于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仍面临诸多国内国际挑战,中国既没有傲慢的资本,也没有傲慢的意愿。办好自己的事,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才是中国政府最关心的事。而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即使在中国仍很穷困的时候,中国也从不曾退缩,所以所谓的中国“傲慢论”、“强硬论”与事实并不相符,这种偏见对中国和世界都绝非幸事。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现状

自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于1996年提出了“妖魔化中国”这个概念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尤其是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更是在“妖魔化中国”上大做文章,“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丝毫不逊于过去。

以美国之音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台在节目中一再“妖魔化中国”。在他们的报道中,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妄图统治全世界,而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过程的一系列仿效措施带来的,并且这种发展最终威胁到世界其他国家。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塑造一个专制、非民主、具有威胁、非和平、敌对的、非友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除了在日常新闻媒体中反复地报道中国外,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还采用其他媒介形式以及传播方式来丑化中国。美国电视的家庭电影频道每周三个晚上播出“脱口秀”节目。在这样的节目中,只要一提到中国,就把中国描绘成“伊拉克式恶棍国家”:中国人专门窃取美国的高科技、向美国政治搞政治捐款、不遵守国际法、中国是核扩散的主要根源、中国向“独裁国家”出售杀人武器,甚至把中国人没有银行信用卡歪曲成中国人不讲信义的道德低下的人等等。好莱坞电影编剧柏克·江斯顿 seven years in Tibet,与达赖分裂西藏的图谋遥相呼应。这类美国电影的模式是把中国的形象简单化、妖魔化。拍摄这类电影突出中国政府独裁专横,突出中国没有法制。突出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清华大学博士相德宝对2005年《泰晤士报》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对该报有关文章的分析,相德宝得出了英国媒介对中国比较普遍的看法和观点:

一是经济上美化:逐渐崛起的超级大国。《泰晤士报》对中国经济的报道饱含热情和信心。增长(growth)和经济强国(superpower)成为定义中国经济的两个主要中心词。常用的的修饰词是最大的(largest,biggest)

二是政治上妖魔化:共产党领导的专制政权。武器禁运、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成为《泰晤士报》设置的主要议程。英国媒介忽视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进步,89天安门事件成媒体反复炒作的事件。另一个被妖魔化的符号变是共产党。英国媒介依然遵循着冷战时期的刻板思维,将共产党描绘成专制者和独裁者。

三是社会上丑化:混乱、脏乱的中国。《泰晤士报》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器官买卖、离婚、公共厕所、超级女声、出生率、社会不安和污染问题等。聚焦中国负面的社会现象。《脏乱的中国》、《贪婪的中国》、《扩张的中国》显赫地出现在《泰晤士报》对中国报道的标题当中。脏乱(dirty)贪婪(voracious)和扩张(expangding),这样一些修饰词在标题中直接给中国定性,投射下一个落后、混乱、脏乱的中国形象。在环境方面,《泰晤士报》尤其夸大中国的威胁。例1、中国吃掉世界、中国龙将非常饥饿,继续对能量和原材料的贪婪需求。例2.两位著名的环境学家称,中国持续增长的环境脚印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挑战之一。在社会人群的刻画中,2005年《泰晤士报》主要集中在煤矿工人、乞讨者、搬运工和监狱犯人的形象。11月14日,《泰晤士报》发表了特稿《地狱中的困难-给中国加油的矿工》,描写了中国矿工的悲苦生活。通过单纯报道穷人和贫苦人的生活,《泰晤士报》投射了一个落后的中国形象。

四是文化上神秘化:神秘、醉人的文化。从一种异域的视角,中国文化成为英国媒介吸引读者的一种软力量。神秘(mystery)、谜(puzzle)、故事(story)用来定性中国文化的暗语,而激动人心的(exciting)、令人惊奇的(fantastic)、吸引人的(fascinating)这些形容词则被用来形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体验或期待。《泰晤士报》报道代表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比较普遍的描绘和叙述,极大地影响着西方公众对于中国印象、认识和看法。换言之,《泰晤士报》的观点是目前西方中国观的一个缩影。

《华尔街日报》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代表,有着西方美媒体报道的一贯传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三段论,即新闻事实、新闻分析、新闻背景。

以《中国提请审议〈反分裂法〉》这篇新闻报道来加以分析说明。

第一部新闻事实,消息来源为“据新华社”,主要内容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在12月25日至29日的会议上审议《反分裂国家法》。此法可能在明年3月份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显然这部分内容为客观陈述事实,消息来源确凿,基本真实可信。

第二部分新闻分析,没有消息来源。主要内容为:《反分裂国家法》只是纯象征性的。中国已有数百枚导弹对准台湾,中国还曾表示,如果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或将统一谈判的时间拖延过长,将用武力统一台湾。这部分属于《华尔街日报》自己的分析,没有指出任何消息来源。

第三部分新闻背景,没有消息来源。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还将为中国官员打击西藏和新疆的分裂行动提供法律依据。这部分的内容不过是《华尔街日报》一厢情愿的分析,没有消息来源,非权威人士的观点,纯属主观臆断,容易误导受众。

我们在综合来看这篇报道,第一部分新闻事实以新华社的消息为信源,有以下作用,一方面新华社作为中国的国家通讯社,在发布有关中国政府等高层信息方面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利用自己言之凿凿的第一印象,有助于树立自己客观公正的形象。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没有消息来源,直接表达了报道者对新闻事实的分析和理解,几乎完全是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缺少相关专家、权威人士至少是相关人士的观点和看法,这是重要缺陷之一。

事实上,中国有关部门也曾明确阐述解释过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缘由,《华尔街日报》却未在其新闻分析和新闻背景中引用任何相关解释。中国政府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意图广为人知,但《华尔街日报》却认定中国政府制定此法是对台湾的威胁和打压,只字不提中国政府的立场。这显然有失其一贯“客观公正”的作风。

乌鲁木齐7.5事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

1.道听途说视为“消息源”

1bb8b66677

2009年7月7日CNN在题为“中国乌鲁木齐出现骚乱”的报道中,大量引用一个匿名目击者和“世维会”发言人的话作为新闻源,描绘了一幅中国政府对“和平请愿行动的血腥镇压图景。”日本《每日新闻》则长篇大论地引用境外“疆独”组织的说法称,5日下午,大约100学生到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示威,警察立刻出现,并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3名学生死亡。因为警车撞了妇女和孩子,所以示威人群为了抗议掀翻了警车。

在此,西方媒体并没有一个可靠的新闻源,而只是依据“匿名目击者”“世维会”发言人甚至“疆独”这样反华势力的话作为新闻“真相”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向学生开枪,反而是好言相劝;警车也没有撞妇女和孩子,倒是暴徒把警车掀翻,制造事端。显然,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妖魔化中国”。

2.现场导演新闻,蒙蔽视听

7月10日下午,在乌鲁木齐央行巷清真寺和解放路北大清真寺,来自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的记者,以采访之名,反复问一些敏感问题,甚至不时使用一些极具刺激,挑唆和煽动性的话语,企图引诱、“启发”被采访者发泄对政府和现实的不满。当个别采访者被意思蒙骗而开始情绪激动时,这几个西方记者甚至不顾媒体从业人员的起码的职业道德,充当起临时导演和演员,当场教唆受蒙骗者如何游行、示威和喊口号等,同时马上用摄像机进行摄像、录音。

3.对图片的处理张冠李戴,企图混淆视听

89ad6e251d

“一个鼻子流血的少女,紧紧挽住身份同样满脸是血的母亲,两人眼里充满了惊恐。”西方一家网站7月7日在转载母女被暴徒殴打后的照片竟然解说为“两位女士被防暴警察袭击后相互安慰”。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原因分析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就与西方一些媒体机构共同制定了一份宣传纲领,把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其主要的宣传战略目标。并且落实八条宣传方针: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人权”;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动摇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并把这些困难解释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消除的;宣传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必然要资本主义演变;将资本主义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这无疑为现在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定好了基调。

1.西方媒体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中国和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解读是建立在这种文化差异基础上的,是属于跨文化传播报道的范畴,难免导致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误读。而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内在本子上的区别,媒体在所报道的事件中所“赋予某种意义的活动”最终也要在很大程度上落脚于该媒体所在国以及民族的文化背景上来。

事实上,影响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因素很多,诸如记者对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不熟悉。因此要研究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不得不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

美国跨文化传播学家拉里·萨默瓦说:“虽然许多跨文化传播问题仅仅发生在人际交往的层面,但绝大多数冲突和误解都可以追朔到文化差异的根源之中。”

2.世界信息传播的不平衡状态

中西方媒体在话语权的强弱对比上悬殊,这就导致了彼此间信息的不对等流动。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上主要的媒体机构和媒体技术,导致世界信息从“核心国家”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单向流动,而后者的信息很少有机会进入发达国家媒体的视角。“核心国家”的媒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周围的世界,并以自己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筛选来自外部的本来就稀少的信息,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这就是说,在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上,话语权强势的西方媒体可以自说自话,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既能说重货的好话,也能说中国的坏话。而中国媒体因其话语权相对处于弱势,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也只能让西方媒体去任意品头论足。

3.中国自身的原因分析

从中国自身原因入手,中国社会的信息渠道不畅也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美国传播学者爱德华·法尔姆认为,国外媒体在塑造真实的中国形象过程中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难以理解中国,二是难以报道中国,三是中国的巨大变化给真实地报道中国增加了难度。

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认识远远没有我们一般所想的那样,我们自知了解我们自己,而我们也可以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自然而然就应该了解我们。正如法尔姆所说的难以理解中国和难以报道中国,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难以被理解和难以被报道,这与我国上个世纪中叶知至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关起来们搞建设”有莫大关系。

应该说“关起来们来搞建设”对西方人认识中国影响至今,虽然中国国门打开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一再通过方方面面的途径尤其是通过我们的媒体向西方介绍自己,而西方也一再主动希望了解中国,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们还是知之甚少。即使有所认识,这种认识也往往失之于粗浅和表面化。

如何化解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

1.以中国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

所谓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国际交往形式,包括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民间对政府三种基本方式。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倡导者,社会精英是最活跃的力量,普通民众则是最为雄厚的基础。公共外交的主要人物是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向世界介绍本国国情,解释本国政府的政策与观点,消除他国公众可能存在的误解;通过展示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积极影响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识,提升国家的形象和影响力,已维护和促进本国的根本利益。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公共外交是建立起国际信赖与认同,推行其外交政策,塑造一国和平、负责的国家形象的有力工具,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地位得以迅速提升,许多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新西兰等都成立了专门的公共外交机构。

我国在2011年制定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其实就是以政府为主体开展公共外交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对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十分有效。当然这次公共外交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2.中国民间外交的开展

在中国发展规模性的民间外交,在历史上开辟一个外交新天地,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用外国学者的话来说,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建立的国际宣传机构,就是1949年以后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人民外交”的前兆。根据这样的论述,民间外交等于人民外交,通常民间外交被翻译成“people to people diplomacy”,大概正依据于此。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又一个论断,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的外交”。从而赋予了民间外交一中正式的地位和身份。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

赵启正说,大多数外国人没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大多通过外国媒体,而这些报道有相当的偏差。这种偏差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因此要想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还要多靠中国人。

提高综合国力是解决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根本途径

古语云:“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身家不富、地位不贵、能力不强的话,是难免要被人毁谤非议的。小而言之对于一个人是如此,那么大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只有把综合国力切切实实地提高上去,才能减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也才能赢得西方媒体的尊重。

正如“弱国无外交”一样,也可以说“弱国无良好形象”,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真正强大才是应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釜底抽薪之策。

(本文综合自新华网、环球时报、郭军伟《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问题探源与辨析》论文)

责任编辑:翟帅
来源: 独家网综合
看完这篇文章有何感觉?已经有0人表态
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