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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中国历史中的社会主义根基

2015-12-25 08:36:04 作者: 寒竹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当下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给经济发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动力。

近二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退潮时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和苏联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全球只剩下中国、越南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十三亿人的大国蓬勃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五年前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有望在未来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欧洲走向低落的同时,在中国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并非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最早起源于欧洲。中国是从二十世纪初因为苏联的十月革命才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社会主义。但是,为什么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发源地?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根源要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要在中国的现实基础中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去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深刻根源。

平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

从公元前600年前后开始,中国社会由于内部频繁的战争而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平民运动,这场平民运动最终导致井田制和传统血缘等级制的崩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15年)鲁国宣布实行“初税亩”,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和买卖兼并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各国也推出类似变法,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

商鞅变法之后,土地私有在中国正式法律化

土地私有化直接导致公、侯、伯、子、男的层层分封世袭制度瓦解,人员的流动和土地的流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建贵族和平民之间原来无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买卖所瓦解。这预示着分封世袭的贵族等级制度在中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视为现代国家的始作俑者。所以说,从刚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走出以血缘世袭为基础的贵族等级制度国家,这跟中古时期血缘等级森严的欧洲与日本社会有很大差别。

相对于贵族等级制度,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这尤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制度以世袭的方式把确定国家管理者的问题简单化。贵族中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延续只需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进行即可。但这种血缘等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等级固化,社会严重缺乏流动性和公平性。但中国在秦汉确立的科层化官僚体系对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是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官员的候选人,这就大大增强了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和社会的公平性。秦之后的两汉时代官吏选任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种形式,通过推荐和考核的方式选拔官员。公元605年,隋炀帝设进士科取士,中国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平民百姓跟政府官员之间的上升通道基本设定。

血缘等级制的废除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也催生了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之后,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日趋成长。除了皇室,中国民间社会的财产继承基本采取诸子均分家产的析产继承制。到了宋代,中国的财产继承进一步平等化,有些地区已经出嫁的妇女和非婚的私生子都可以合法继承一部分家产。这种平等观念极强的财产继承制度导致中国社会的豪门大户难以形成世袭垄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这种平等色彩浓厚的继承法显然比欧洲和日本流行的嫡长子继承制更具公平性。

以上几个方面的社会发展构成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基础,中国基本形成了君主/平民(包括朝廷百官)社会的二元构架。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政治,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贵族政治传统退了历史舞台;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常态;析产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能够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这四个因素使得平等精神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中国古代的这种平等精神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但却给后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不过,以土地私有化催生的郡县制度虽然打破了以分封世袭为基础的贵族制度,推动了平等精神的成长与发展,新的矛盾则随即产生。秦汉之后,中国古代社会虽然难有世代相传的世袭贵族,但取代血缘等级对立的却是以土地的多寡和有无形成的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与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贵族等级社会。由于土地私有制催生的社会流动性具有两级分化的天然趋势,土地兼并成了中国每个王朝晚期难以避免的噩运。土地私有制引发的社会问题一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才算真正解决。

交子,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调节市场以利民生是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人员的流动性,中国在秦王朝统一之前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商业,当时的齐国和属于秦国的蜀地已有很多的富商巨贾。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全国逐渐形成统一的货币和商品市场。中国在南北朝时已经有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说法。到了宋代,中国甚至出现了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达,中国古代的很多城市人口都超过数十万,有的朝代京城人口已经超过百万。过去学界习惯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来界定中国古代经济生活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但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瓦解了血缘等级制度而有利于社会的平等性和流动性,但民间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兴盛的商品市场同时也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而受到严重挑战。政府为了维系市场的稳定和社会民生,常常运用价值规律对商品市场进行干预。

在古代农耕社会,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系粮价的稳定,推出了平籴、平粜和常平仓等政策。政府在谷价过高时为了防止“谷贵伤民”而大量出售粮食以抑平粮价;在谷价过低时为了防止“谷贱伤农”而大量收贮粮食以维系粮价的稳定。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范蠡、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等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在后来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常平仓一直是历代王朝维系粮价稳定的一个有力措施。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政策具有调节市场、保障民生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政策曾借鉴过中国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这成为美国保守主义指责罗斯福“新政”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由之一。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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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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