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为什么盯上印度？因为印度“牛”很吸引人

最近，在伊斯兰国（IS）最近公布的“圣战宣言书”中，伊斯兰国不仅宣称要将“圣战”之火烧到南亚次大陆，还将印度和纳伦德拉·莫迪特别点名，列为其所针对的“重点目标”。更令人感到好奇的是，在这份网络流传的文件中，伊斯兰国首次将触手伸进印度的国内政治问题，对于印度近来国内愈演愈烈的宗教社群冲突更是详加论述，大加评论。

在埃及俄航空难、巴黎恐怖袭击和美国枪击案等事件连番发生的国际大背景下，伊斯兰国对于印度和总理莫迪的“特别照顾”为印度官方敲响了警钟，新德里也将随之提高了警戒级别。由于担心恐怖袭击预言实现，印度安全部门短期内投入海量的资源，以解除和防备极端主义带来的威胁。

然而，比这种迫近恐怖袭击更令人担心的威胁却远非显而易见。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教社群矛盾在莫迪上台以后严重激化，而愈演愈烈的社群矛盾使得印度各地的穆斯林社区被进一步边缘化和极端化，极易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对接国际极端势力的端口。这种国内宗教社群事态的嬗变虽然没有恐怖袭击来的紧迫，但是却可能造就更为深远和恶劣的后果，因此也更需要新德里的决策者们加以重视并做出应对。

近来，伊斯兰国宣传本地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其学习速度之快甚至呈现出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最显而易见的是，伊斯兰国的网络“圣战”宣传一改从前晦涩的用典修辞和神经兮兮的宗教狂热，使宣讲内容大幅度本地化，叙事中处处体现“接地气”的本地主题。比如，在此前提到的宣言书中，伊斯兰国就直接提到了在印度家喻户晓的“达德里私刑”案。此事件中，50岁的穆斯林穆罕默德·阿克拉被一群狂热的印度教暴民殴打致死，原因仅是怀疑阿克拉在家中“偷吃”了被印度教徒视为神物的牛。

在印度，牛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毫无疑问，在私刑案发生以后，牛已经成了印度政治领域的地震中心和社会领域的突出痛点。

注意到这一点，伊斯兰国在其宣言书中刻意评论道“莫迪是一个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他崇拜武器，并希望掀起一场运动屠杀那些吃牛肉的人”。牛肉是穆斯林的主要肉食之一，因此伊斯兰国巧妙地将自己描绘为“吃牛者”的守护者，并宣称将保护饱受委屈的印度穆斯林社区抵御“印度教徒们针对‘吃牛者’穆斯林的‘屠杀’”。

印度这次宗教社群冲突非但没有逐渐平息的意思，反而在政治冲突的氛围下愈演愈烈。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莫纳哈·拉尔·卡塔（Manohar Lal Khattar），联邦部长马哈什·沙马（Mahesh Sharma）和其他很多印人党或其意识形态盟友国民志愿团（RashtriyaSwayamsevak Sangh）的官员纷纷表示同情施暴者，甚至有人明确指出“不吃牛肉是穆斯林生活在印度前提条件”。虽然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严厉批评了这些无理的评论，但是想让印人党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风行的当下冷却这种反弹情绪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简直好比在爆沸的大坩埚上加盖。作为总理，莫迪也未能幸免指责，虽然他表示这次私刑是一次“不幸”，但是他被指为对私刑的批评不够及时，更不够严厉。

这场不断升级的宗教社群冲突在很多方面和2002年发生在古吉拉特的严重骚乱有关。虽然莫迪现在不断呼吁对穆斯林社区的友好共处，但是他和2002年骚乱的千丝万缕联系却并不容易被忘却，毕竟他的许多印人党同事和国民志愿团同仁依旧将古吉拉特悲剧视为一次“神圣的胜利”。而当印人党和其盟友依然纪念“胜利”的时候，伊斯兰国和很多其他极端组织却组织起来，并把古吉拉特骚乱中出现的各种暴行添油加醋，炮制成煽动宗教矛盾、社群矛盾的黑材料。举例来说，最近印度网上曾爆出一段录制于古吉拉特骚乱期间的视频，片中穆斯林群众被暴徒虐待杀害，而这段视频恰恰就是由伊斯兰国投放到网上，用于征募印度穆斯林加入本土的极端主义“印度马赫迪运动”。

除却这场不幸的私刑事件和历史恩恩怨怨，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是也在事态升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和印度国大党和其他各种左翼政党的世俗化立场大相径庭，印度人民党脱胎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和宗教色彩极为浓烈的国民志愿团关系密切，并毫不含糊的实践“印度教之治”或“印度教徒主义”（Hindutva）。在这个角度上说，印人党的这种宗教偏向性可能严重加剧印度社会的裂痕，使得整个国家在面对外部极端威胁时倍加脆弱。

莫迪政府被IS点名，印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迫在眉睫

或许具有传奇经历的莫迪能够通过杰出的治理能力和经济统御力来获得绩效合法性，并以此设置高于宗教的“发展议程”，并冲淡其身上与生俱来的宗教色彩。但是，印人党的地方官员和普通党员并没有莫迪的这种特质和经历，也难于将选举寄托于莫迪的个人魅力身上——最近印人党在比哈尔邦的失败就证明，寄希望于莫迪一人的招牌，而不是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选举策略很可能会遭遇民意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基层党员和地方印人党领袖只能诉诸于宗教色彩浓烈的叙事，并通过强调印度教这个贯穿于印度不同语言、民族和种姓集团的“最大公约数”来为印人党获取最大限度的民意支持。

其实，对于莫迪和印人党来说，在猖獗的宗教社群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印人党的核心干部力量和支持者中的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党派的运势和影响力。因此，如果印人党决策者一旦决定在宗教社群冲突中彻底保持中立，就极有可能触怒很多基层党员干部，并疏远印人党赖以生存的普通印度教选民基本盘。这种无异于政治自杀的举动，是印人党决策者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尝试的。

也许印人党的这种两难境地解释了为什么宝莱坞巨星阿米尔·汉（他恰好是一名穆斯林）会在一次公开电视采访中指出，如果连老百姓选出的代表都不能对违法乱纪的暴乱行动加以强力管控，那么公民们自然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政府和官员们若不能秉公提倡宗教容忍，保护某些群体不受侵害，那么绝望的民众很有就可能寄希望于恶魔。在这个角度上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印度政府和政治家们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使得伊斯兰国的威胁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对于伊斯兰国针对印度和莫迪本人的致命威胁，其实人们可以从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两个层面作出解读。无论是独狼式袭击，街头枪击，还是汽车炸弹，字面意义上的恐怖袭击都可以通过投入大量安保和安防资源进行预防；但是如果印度穆斯林社区整体边缘化，并被动员加入极端运动，那么这种隐喻意义层面上的恐怖袭击将使印度防不胜防，即使耗费海量资源也不一定能将威胁彻底熄灭。也许，现在是时候让印度执政者们从更加内省的角度反思伊斯兰国的威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