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供给侧改革不仅指经济，还包括制度

【年关将至，有关经济下滑的论调依旧不歇。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会议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当日，观察者网刊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文章，深入分析供给侧改革。罗思义认为，供给经济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打破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困惑。

在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谨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眼下经济陷入困境主要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不作为，无法将经济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在经济层面要注意过度金融自由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发展中小型企业。提及经济学界热议的供给侧改革，郑永年认为，这种改革不仅指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层面的供给和重新。尽管困难重重，郑永年对中国经济依旧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行到现在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

新常态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成功避免了这个陷阱。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

东亚社会中，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陷阱，一个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避免。一个是国际社会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和世界大国搞竞赛，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

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我们提出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自己的理解，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执政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因为中产阶级概念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全面小康，或者中等收入社会，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不能改变这个情况，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像其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面临社会的不稳定。

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GDP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

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

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竟然也会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从一些微观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习近平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的很快。

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

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特别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就是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这是产业升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