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哈特：欧洲右翼势力从巴黎恐怖袭击中受益匪浅

ISIS再一次把“战争”这个概念抛到公众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并紧急地做出反应——“恐怖主义”使日常和战争不再那么便与区分，国境线似乎再不足以保护主权国家的公民。有学者指出，这是日常生活的战争化以及战争的去领土化。

就如同“911”后，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宣布向恐怖主义作战进而引发的伊拉克战争一样，巴黎暴恐事件过后不久，欧洲便开展了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然而，在大量的“恐怖分子”都是在欧洲“土生土长”的情形下，在战争“去领土化”的今天，这样的空袭真的有的放矢吗？

书评周刊专访了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他提醒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事，是不要受到被制造出来的紧张情势的诱惑而落入战争的圈套之中——而有关“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冲突论（还有各种形式的对于认同政治的强调），事实上都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于真正冲突以及潜在共同性的关注。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著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目前任教于杜克大学，著有《颠覆的政治：21世纪的宣言》、《愤怒的异类：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等。 他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o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三部曲，被学界认为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战争总是和民主水火不容。传统上，民主在战争时间被悬置起来，而为了面对危机，权力被临时地托付给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为当下的战争状态既是全球范围的，又是持久地看不到尽头的，所以，对民主的悬置也变得无限甚至永恒起来。战争采取了一种普遍化的特征，令一切社会生活窒息并确立其自身的政治秩序。为此，民主似乎已经彻底地不可挽回了，被深深地埋在了我们持续不断的冲突状态的武器和安全体制下面。”

这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三部曲”之二《诸众》的开场。战争对于我们似乎是遥远的往事，或者它只是世界上局部地区（确切说是中东地区）的局部问题。然而如果真如有人所言，ISIS组织的目的在于将日常生活战争化，那么，被普遍化了的战争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尤其当我们看到法国政府在巴黎暴恐袭击之后的下意识反应（封锁边境、向叙利亚增兵），以及一个多星期前，英国国会通过投票加入到对叙利亚的空袭之中。有意思的是，英国工党的一位影子大臣在一番技巧娴熟的演讲中，没有提到在不远的过去发生的伊拉克战争，而将此时的情势比作二战时期对抗法西斯势力——当下的政治决策便由此获得了历史合法性。对于欧洲，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跟半个多世纪前真的有可比性吗？

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帝国三部曲”详细地刻画和分析了从资本主义诞生到全球化的当下每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很显然，在他们看来，当下这个被称之为“帝国”世界的冲突跟半个多世纪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同日而语。

专访迈克尔·哈特

我们需应对“文明冲突论”所掩盖的潜在共同性以及与权力的真正冲突

新京报：ISIS自称要建立一个中世纪式的宗教社会。它也的确具有一定的反现代性色彩，但是它和全球传媒体系、金融体系之间的亲密关系，都在证实它并不是前现代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而是非常现代的。你的研究一直关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运动，而从这个角度，如何理解ISIS的产生和发展？

迈克尔·哈特：你说对了，ISIS当然不是前现代的，相反从所有方面（技术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都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ISIS和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相信他们正在一场文明间的战争当中。而欧洲的、美国的还有其他地方的右翼分子们也同样相信一场文明间的战争正在发生，从而通过这种观点推动种族主义的和反移民政策的制定。他们就像在同一面镜子里那样看见对方，并且宣称我们必须要在他们二者之间选择一方，非此即彼。相反，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寻找其他出路以同时反对他们二者。

我们现在的情境令人回想起1870年的普法战争。在那期间，马克思呼吁法国和德国的工人们不要因为统治阶级的召唤而受到民族主义偏见的蛊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没有理由要对战。他极力劝说他们转而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社会处境，将民族主义的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

1870年普法战争

我们今天面临相似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的难度也与当年马克思所面对的一样），需要应对来自种族主义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冲突论的强大诱惑。相反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我们与那些权力一方的真正冲突。

新京报：根据你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三部曲”中创建的理论框架，很显然，ISIS是诸众（multitude）的敌人，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是帝国（empire）的敌人。但有分析者指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受益者却可能是欧洲内部的各种极右势力。你怎样看待帝国与ISIS之间的关系？

迈克尔·哈特：是的，欧洲的右翼势力从巴黎的恐怖袭击当中受益匪浅，正如美国的右翼势力在2001年911事件后收获的一样。极端的“安全”措施，对移民的拒斥，还有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争论的阻止是其中的部分结果。另外，ISIS和类似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也都从美国和欧洲制定的多种右翼政策中得到了好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关塔那摩的关押，还有无人机造成的间接破坏都成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招募成员的有力工具。他们两方的行动一直在彼此支持。

这是另外一个事实性的例子：我敌人的敌人并不总是我的朋友。他们二者都是诸众的敌人。

新京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朱迪斯·巴特勒撰文警示大家不要因此重新回到警察国家的怀抱，斯拉沃热·齐泽克却声称欧洲内部有必要采取军事上的“大规模的组织和合作”。那么在你看来，“诸众”该如何面对这种可能的新的战争形势？

迈克尔·哈特：抵抗国家内部正在增多的警察力量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毫无疑问，抗议战争和其他层面的国家军事决定非常重要。在911袭击之后，我记得生活在纽约的人想要反对和抗议战争是多么困难啊。

然而抵制和抗议，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主动寻找方法以瓦解由右翼和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政策所树立起来的藩篱。在已经出现的许多振奋人心的场面之中，欧洲人欢迎叙利亚难民并不知疲倦地为他们谋求住处、食物和工作。这极端重要。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还不得不找到其他的路径来打破意识形态的屏障，构建友谊和交换的物质往来。

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同样也需要寻找积极的方法来与所有方面的压迫势力作斗争。罗贾瓦（即位于叙利亚北部的西库尔德斯坦）的库尔德运动是一个非凡的例子：他们并不仅在军事领域内英勇地抗击ISIS以保卫自己，同时也尝试创造出一种在“民主自治”纲领统帅下解放了的社会形式。从我读到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去过那里的朋友口中，我感到罗贾瓦发生的库尔德实践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指引。

库尔德女兵

新京报：从《帝国》问世到今年中文版的《大同世界》出版，恰好是传统定义中“恐怖主义”飞速发展的十五年。有人指出，ISIS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左翼理论家所梦想却未能做到的——比如，ISIS的扩散、组织和行动方式是完全“去领土化”的——然而却是在完全相反的反乌托邦意义上。作为左翼理论家，你如何回应这种声音？

迈克尔·哈特：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有效的观点。我还记得十年前美国的军事理论家认为，各种针对美国的安全威胁采取了“网络形式”。恐怖主义组织是网络的，他们解释道，就像毒品网络，黑手党组织和社会抗议运动。他们因此暗示无领导的（因此是网络形式的）社会运动是跟恐怖主义者与犯罪分子一样组织起来的威胁。然而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组织的形式对它的政治内涵言之甚少。

这种论述同样会促使人认为，由于纳粹德国是围绕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中心化的权威组织起来的，而红色的革命中国也相似地围绕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毛泽东）建立，或者乃至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核心的美国——不同的国家政治境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被视为是等同的。这种论点当然是荒唐的，因为形式结构所承担的政治性内涵根本上大相径庭。

我并不是说权力的组织形式不重要。而正如你所言，安东尼奥·奈格里和我认为今天的解放斗争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但基于去中心化的形式来比较ISIS和左翼理论及运动既无意义也不合理。

“帝国三部曲”简介

在我们这个“后革命”、后现代以及学术生产专门化、碎片化的时代，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却逆潮流而动，连续写作“宏大理论”，以主权问题为核心重新演绎现代性的历史与当下。在他们看来，“帝国三部曲”不是要成为21世纪的《资本论》，而是要成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条分缕析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更要在对当下的总体性认识之上提出切实的革命可能性。

在其开山力作，也是当年在学术界、思想界激起巨大反响的《帝国》中，他们提出了“帝国”这一概念以诠释当今世界根本性的权力秩序及其运作。如果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与民族国家这种主权形式发生结合而产生的扩张方式（两次世界大战也因此可被视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那么经过“美国主权”的修正（区别于欧洲“帝国主义”基于边界而迸发的扩张欲望，美国主权则以追求无边界为目标，并将空间上的拓张转移到了自然、种族等方面），再加之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使得现代性成为了一种内化了的普遍状况，最终为迈向“帝国主权”的新阶段铺平了道路：此刻，多个占优势地位的民族国家和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大型跨国企业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权力系统——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

然而，这个主权形式的演变却始终以危机为自身的动力，并至今都将危机深藏于其中。在现代性之前，主权对于其被统治者而言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一个必须以“臣民”姿态践行的外部结构，因而我们可以将主权的主体清晰地界定出来（神权或者王权）；而现代性之后，主权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其被统治者，也即意味着，主权是其臣民自发的内在需要——臣民既是主权的主体也是主权的客体，权力的下达和服从已合二为一，因而既是自律的也是自由的。在现代性诞生初始，被称之为现代主权的统治权力，其合法性被认为源于单数个体内在性的集合，可称之为诸众（multitude）；然而这种集合却被抽象化了，诸众内部多样的关系和纷杂的欲求被单一化了，诸众变成了被主权所预设的主体，正如社会生活和统治国家之间关系的颠倒。因而，这种单一逻辑、代表着超验秩序的主权是无法在根本上消除危机的。在后来的两部著作《诸众》和《大同世界》中，哈特和奈格里继续探讨了“帝国主权”的内在危机，以及它的产物“诸众”所孕育的可能性：正如全球化使得全世界都卷入到帝国的秩序之中，它也同时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共同性以及交流、相遇的可能性。

“我们不仅要阐发世界，也要引火燎原。”《大同世界》序言结尾的这句宣言犹如当年马克思那句名言的回响。从乐观主义的态度上，哈特和奈格里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他们坚信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帝国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敌人——诸众。诸众的形象取代了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不仅因为工业生产在全球经济以及资本利润生产中地位的不断下降，更是因为今天的生产不再是经济生产，更是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性的商品，更包括交流、关系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帝国和资本主义正在催生更多的公共性，而当下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肆虐地侵吞这些公共性，将之不断私有化；诸众不断创造出共同财富（commonwealth，也即“大同世界”），却愈发地陷入贫穷之中。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矛盾就是新革命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他们的乐观主义遭来了许多左翼理论家例如齐泽克和大卫·哈维的严厉批评。但不能否定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一系列著作提供给我们了一幅全球化世界权力秩序的清晰图景，而他们也正努力地在草拟未来给诸众们的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