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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性格:他们为何怀念斯大林?

2015-11-24 09:31:00 作者: 杨洁 李传勋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俄罗斯,只要存在对秩序的需求,就会产生对斯大林主义的强烈需求。2005年5月初,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以“斯大林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形象”为题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对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俄罗斯民族性格历来饱受争议,这是一个经常遭遇外族入侵、苦难深重的民族;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屡次发动战争,侵占周边国家领土的国家。俄罗斯国家扩张立国的传统造就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古老的村社和米尔文化是俄罗斯民族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的摇篮;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轻视物质享受,追求精神价值,为世界贡献了不朽的文学艺术瑰宝;理解俄罗斯民族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极端性格就如同破解斯芬克斯之谜;俄罗斯民族对权力的崇拜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即使全民选举的总统也一定要有继承人。俄罗斯历史是解开俄罗斯民族性格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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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逐渐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丰富多彩,本文不准备一一论及。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那些最基本的元素,它们决定着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面貌,我们称之为“民族性格基质”。民族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取向。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和俄罗斯国家,避免与俄罗斯交往中的盲目性。

民族主义及其表现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沙皇俄国主宰过欧洲的命运,苏联也曾在冷战期间独霸世界一方。20世纪末,在俄罗斯发展的危机时刻,民族主义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叶利钦曾经为北约东扩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普京时期,民族主义成为团结俄罗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黏合剂,爱国主义、民族复兴、大国强国的口号深受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欢迎。普京依靠自身的军事和能源优势,利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民族问题阻止其加入北约。

(一)扩张立国的传统与尚武精神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俄国历代沙皇和苏联时期的领土扩张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俄罗斯立国以来频繁的战争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唯有战争激发了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族意识。”

俄国经过300多年的对外扩张,领土面积从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即位时的280万平方公里激增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280万平方公里,苏联时期斯大林又基本恢复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俄罗斯民族认识到,通过战争俄国几乎可以获得预期的一切。从1368年到1895年的525年间,俄罗斯有329年在打仗。俄罗斯民族以战争为荣,只要俄罗斯人曾经打过胜仗的地方就会树起纪念碑,许多俄罗斯新婚夫妇都会在婚礼当天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莫斯科公国使欧洲免遭蒙古鞑靼人的蹂躏,俄国打败了拿破仑,解放了欧洲,苏联又一次把欧洲从希特勒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俄罗斯民族为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俄国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几乎都伴随着疆域的扩大,都给俄罗斯是个“强势民族”的心理提供了事实依据,这种理念随后又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方式表现出来,在俄罗斯民族中世代传承。

(二)排外心理

俄罗斯民族排斥异族人的心理某种程度上带有种族民族主义色彩。调查显示,对于一个非俄罗斯族的人当选为总统的设想,大多数民众表现了不能容忍的态度:1998年反对的人数为44.9%,2004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半数,达到58.1%。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的社会调查结果,29%的俄罗斯远东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有优越感,这个比例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更高,达到50%,而2/3感到有优越感的远东人对中国人有排斥感。

俄罗斯民族排斥异族心理的极端表现就是种族歧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和俄罗斯一起团结起来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中国移民。他呼吁说,白种人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黄色魔鬼”和“绿色威胁”。根据调查,43%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族人应该比其他民族拥有更多权利。在俄罗斯卷土重来的“黑色百人团”甚至提出,国家应该对生育具有纯正斯拉夫族血统,尤其是俄罗斯族血统的婴儿给予奖赏。俄罗斯民族团结党要求国家应该采取措施尽力保证俄罗斯民族的纯洁性,任何有关异族通婚的宣传都应该禁止。俄罗斯光头党甚至提出了“白人至上”和“外国人滚出俄罗斯”的极端口号。

俄罗斯在看待犹太人问题上排外心理更是突出。1881年后俄国开始推行针对犹太人的语言和宗教同化政策:关闭犹太人学校和出版刊物,强迫把犹太人儿童送到东正教会学校学习东正教。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犹太人的偏见也非常深刻,他公开说:十个闹事者中有九个是犹太人。

斯大林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冠冕堂皇地利用他们的犹太人出身做文章。苏联时期,在远东的比罗比詹设置专门的犹太人自治区,把犹太人迁居到这里集中居住。斯大林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一样禁止犹太人在国家机关工作,限制高等学校招收犹太人学生,许多科研机构也采取了限制犹太人的措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反犹主义虽基本停止,但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依然存在,反犹暴力事件也不时发生。日里诺夫斯基曾公开宣称:“要想反犹主义的思想彻底消灭,就应该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到以色列去。”

(三)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

历史证明,俄罗斯随时可以放弃所谓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也随时可以撕毁已经签订的国际条约、协定,实用主义是俄罗斯外交永恒不变的准则。

俄罗斯现实主义外交的突出表现就是它的自私和精明,为了俄国的利益历代统治者都曾不惜牺牲他国甚至盟国的利益。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的莫过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斯大林。19世纪初,为了抵抗拿破仑的进攻。俄国先与英、奥、普组成反法同盟。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一世转而与拿破仑举行和谈,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一系列国家所取得的权益,并加入反英同盟。尽管革命后的法国与俄国所宣扬的正统主义大相径庭,这并没妨碍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结为盟友,按照“拿破仑在西,亚历山大在东”的原则瓜分欧洲。

基辛格曾深刻地提出:“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先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希特勒制定了共同瓜分欧洲的计划,并通过向德国出口石油、锰、铜、镍铝、木材、谷物、橡胶等重要物资,大发战争财。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斯大林又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了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时不对苏宣战的承诺。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一切权益,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二战结束后,苏联如愿以偿,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以及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附近一切岛屿,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对中东铁路、大连、旅顺港的控制权,外蒙古也在苏联一手操纵的“全民公决”闹剧中正式脱离中国。因此,尽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最终粉碎法西斯集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苏联与德国和日本签订的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立条约”加速了欧洲战场的进程,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日后苏德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集体主义及其表现

集体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曾指出:“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的消退是非常缓慢的。”

(一)村社传统和米尔文化

俄罗斯有1000多年悠久的村社土地占有传统以及近70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农村公社“米尔”实行土地共有私耕制,个体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1861年的改革仍然保留了村社和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俄国农民自古以来认为,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只是劳动的条件。据统计,19世纪末公社土地所有制在欧俄中央省份达到96%,在北部省份达到98%,在南方达到80%~90%。俄国政府利用公社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农民心中土地归公社所有的传统意识。

1917~1920年的土地改革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全部土地再次收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集体农庄取代了村社,村社的传统得以延续。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曾得出结论:“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都建立在革命前俄国重分村社的基本原则基础之上,斯大林时期在许多领域内复苏了村社的体制。”

不管俄国农民是生活在村社还是集体农庄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观念非常淡薄。土地平均分配和定期重分,村社分配租税,给予贫困农户税收优惠和救济,这些制度使俄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对俄国农民来说,村社就是世界,就是和平和安定。俄国的农民特别依赖村社的这种救济和福利功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是把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同自己的努力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而是首先想到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和帮助。”

(二)固守传统,抵制改革

俄国人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决定了1991年后俄罗斯《土地法典》的难产。在政府政策相对宽松、允许土地买卖的时期,俄国人依然想方设法抵私有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俄罗斯农业用地能否自由买卖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俄罗斯杜马1993年通过法律取消了对买卖个人副业用地和个人住房建设用地的时间限制,1997年和1999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的《土地法典》草案中农业用地的自由买卖问题依然被搁置。叶利钦不得不以总统令的形式多次重申:土地份额所有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

2000年1月代总统普京向国家杜马发出了尽快通过悬而未决的《土地法典》的呼吁。2001年10月,普京签署法令,允许俄罗斯人买卖土地用于工业目的或建造房屋。直到2002年6月,俄罗斯独立后的第11个年头,国家杜马终于通过了同意土地自由买卖的法律,这是1917年革命以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距离斯托雷平改革过去了近100年的时间。

(三)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体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不受重视。持不同政见者是俄罗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一些人因对政权不满而被迫流亡国外,比如伊凡四世时的大贵族库尔勃斯基,苏俄时期被驱逐出境的700名哲学家,苏联时期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等。

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因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被政权宣布为疯子或精神病患者,政府严密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哲学书简》的恰达耶夫,每天在家都要接受沙皇派来的精神病医生的检查。生物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被当局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在他出访英国期间,苏联当局剥夺了他苏联公民的资格,禁止他和家人返回苏联。

实行开明专制的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吉舍夫看成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逆者”,并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因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和抗议苏联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当局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到高尔基市。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刑法典的补充条款规定:对反革命分子和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要实行强制性驱逐,这项条款一直保留到1961年。

(四)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

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平均分配、平等主义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俄国人对鼓励个人成功的理念有着本能的反感,当今的俄联邦共产党就像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和斯拉夫派一样,宣称集体主义的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俄罗斯联邦实行的证券私有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叶利钦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共产党,但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他不自觉地采取了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办法。1992年10~12月,俄罗斯开始在居民中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凡俄罗斯公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每人获得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俄罗斯走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只考虑了社会公平,而没有兼顾经济效益。

崇尚精神价值及其表现

俄罗斯民族对于财富的观念很淡漠。《俄国社会史》的作者米罗诺夫认为,“农民的传统思想否定任何形式的资本利润”。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主派的自由主义改革最后以失败收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大大削弱国家的作用,把改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市场这只“万能的手”上,忽视了俄罗斯人最为珍视的公平、正义等古老的价值理念。

(一)注重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

去过俄罗斯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俄罗斯人生活很拮据,但看芭蕾舞或听音乐会时,人们总是衣着讲究,精心打扮,有些人还会给自己喜欢的演员献上价格不菲的鲜花。俄罗斯的二战老兵在世的已经为数不多,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并不富裕,但都精心保存自己在战场上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每年5月9日红场阅兵式上,他们胸前一排排的勋章和奖章是最耀眼的风景。《俄罗斯文化史》的作者格奥尔吉耶娃说过:一枚以东正教圣徒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就足以让无数的俄罗斯士兵义无返顾地驰骋疆场,为俄罗斯帝国建功立业。

俄国有着颁发奖章和勋章的悠久历史,1698年彼得一世首次在俄罗斯创立了勋章奖励制。圣安德烈勋章、圣涅夫斯基勋章、格奥尔吉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都是沙皇俄国给予有出色战功的军人的奖励。

苏联时期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苏联党和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奖章数量之多,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比如“金星”奖章和“镰刀和锤子”金质奖章、列宁勋章、胜利勋章、红星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等。在苏联时期,仅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的就有两万人之多。在这些荣誉的激励下俄罗斯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俄国从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建设成了能生产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苏联成为国际格局中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又部分恢复了苏联时期的勋章和奖章制度。2001年4月普京总统颁布命令,授予一名普通挤奶工二级“祖国荣誉”勋章,2013年5月1日,普京总统授予5名俄罗斯人“劳动英雄”金制奖章。在一个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里,普京用奖章,不是奖金,来宣扬劳动光荣的传统价值理念。当然,普京的这个决定还唤起了俄罗斯人心中对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无限怀念。

(二)耻于言利,轻商抑商

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基础的。他在写给薇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说:《资本论》反映的是西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并非总能适用于俄国。的确如此,东正教不可能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在东正教的莫斯科传统中,“经商”历来不被看作正途。俄罗斯1993~1994年推行“证券私有化”时,相当大一部分人把证券拿去换酒喝,而同样进行“证券私有化”的捷克,95%的证券持有者都把证券转换成了投资券。这固然与两国的具体政策设计不同,但两个民族性格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米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一书中告诉我们:“19世纪中叶,农民认为出卖上帝的恩赐——粮食是犯罪行为”,“农民还不能接受把钱当作资本,借钱带利率,还钱付利息的做法。认为高利贷者是觊觎亲人的财产。”俄国农民放弃“钱不是资本”这一传统观念的过程异常缓慢,到1915年依然有许多农民对信贷机构持观望态度,当问他们“是否准备参加信贷合作社”时,他们通常会叹息着回答:“不,上帝保佑,我自己还过得去。”

资本主义在俄国从来都倍受排斥。俄国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的核心理论就是俄国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腐蚀,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设俄罗斯式的村社社会主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里,资产阶级成了欺骗、暴力、残酷和犯罪的代名词,“成了黑暗的王国”。

这也是诞生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在落后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实践的原因之一。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权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原先的村社农民成了苏维埃的主导力量,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耻于言利,轻商抑商的东正教传统在没有东正教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在苏联解体的1991年,无论在哪一次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从未看到“资本主义万岁!”,“政权归资产阶级!”等口号标语。叶利钦本人在历次纲领性的演讲中,也从未说过要把“资本主义”当作他在俄罗斯推行“结构改革”的最终目标。

(三)仇富心理

俄罗斯民族仇视资本主义聚敛财富的心态,在苏俄政府对待所谓的富农和耐普曼的政策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9世纪上半叶,在农村,那些富裕的农民被称作“吸血鬼”,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成功者被称为“富农”。俄语“富农”是个贬义词,指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的人,指那些没有贵族身份而靠倒腾买卖暴富的人。俄国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就是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转归村社所有。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农民开始希望夺取所有私有土地,不论是地主的,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的,再将其转交给村社。在俄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没有提出过土地个人私有的口号。

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斯托雷平改革发展私人农业的彻底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苏维埃政府没收富农财产,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富农中有的被当作反革命而遭逮捕,关押到集中营甚至枪决;有的被驱逐流放到国家的边远地区。经过全盘集体化运动,原来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到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不足6万户了。

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的耐普曼同样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耐普曼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文件中泛指工商业领域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成分,总是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相提并论,是被排挤、驱逐、消灭的对象。列宁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在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苏维埃政府就曾加强对耐普曼的打击和排挤。1922~1924年间,有一半共青团员退团,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为此痛心疾首而烧毁党证。苏联工业化开始后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耐普曼的口号,认为全部私商都具有投机性质,完全抹掉了合法与非法、投机与正当贸易之间的界限。到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的大规模展开,耐普曼就整个地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中消失了。

(四)富于文学艺术创造力

俄罗斯民族在1 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出了极高的文学艺术成就。费多托夫曾自豪地说:俄罗斯并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千年文明史和丰富文化的强国……假如俄罗斯今天已经彻底灭亡,那么,它已经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它是伟大国家当中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化,人类社会将会变得多么枯燥和寂寞。

事实也正如费多托夫所言,俄罗斯在文学、音乐和绘画等领域为世界贡献了无数杰出的作品,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说到俄罗斯的文学,我们就会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莱蒙托夫、契诃夫等。历史上俄罗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就有5位,他们分别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

俄罗斯音乐的杰出成就是与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位钢琴演奏者的梦想就是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获奖。《天鹅湖》、《睡美人》、《黑桃皇后》、《胡桃夹子》等作品一直是俄罗斯各大剧院演出的保留节目,也是世界各国经常上演的经典剧目。无论在哪里上演这些作品,一票难求的情形司空见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是俄罗斯民族坚强精神的赞歌,鼓舞列宁格勒人战胜了德国法西斯900多天的围困。

俄罗斯的芭蕾舞艺术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尽管芭蕾舞的诞生地不是俄罗斯,但正是俄罗斯人把芭蕾舞艺术发挥到了极致。1909年开始,俄罗斯芭蕾舞开始在巴黎举行巡回演出,1911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开始在伦敦巡回演出。20世纪20年代以后,正是在俄罗斯艺术活动家的带动下,西欧的芭蕾舞艺术才开始得以恢复。担任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法国索邦大学俄罗斯芭蕾舞艺术主讲教授的谢尔盖·利发尔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芭蕾舞艺术成果,就是俄罗斯移民的芭蕾舞艺术杰作。

责任编辑:翟忙忙
来源: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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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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