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习近平与“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替代

9月24日，正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哈佛大学教授爱里森（Graham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爱里森写道：“当奥巴马和正在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见时，他们可能不会把一个话题放到议程之中：美国和中国发现它们在下一个十年，处于一场战争之中的可能性。”

在政策圈里，爱里森这个名字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不应当陌生。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问题专家，其研究专注于核武、恐怖主义和决策，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间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使他名声大噪，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读书。后来又出版了《核恐怖主义：对灾难的终极预防》（2004年）和《李光耀：大师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洞见》（2013年）。

近年来，有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两国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爱里森在哈佛倡设了“修昔底德陷阱项目”（The Thucydides trap Project），意在考察历史上历次因为权力在大国之间转移而引发的重大战争，分析中美两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也探讨如何避免两国陷入这种陷阱。

这个项目成果不小，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已经在西方主流媒体里发表了数量不少的相关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意在为美国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提供有力的历史和经验证据。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命题从何而来？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前5世纪，海洋国家雅典已经崛起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其在各方面创造的成就前所未有。但雅典的崛起导致了另一个陆地国家斯巴达的深刻恐惧。尽管斯巴达已经主导古希腊一个世纪，但对雅典崛起的这种恐惧，促使斯巴达做出各种努力来回应雅典的崛起。

这就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展开了一场威胁与反威胁的竞争，竞争导致对立，导致各自同盟的形成，最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后，最终双方都衰落了。修昔底德终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爱里森和其团队所做的，就是用修昔底德的这一论说，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大国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战争。根据他们的统计，在过去的500年间，在一共16次世界权力大转移（即从现存大国转移到新崛起的大国）过程中，有12次发生了战争。

不能回避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吗？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回避它。中国要避免这个被视为是“宿命”的“陷阱”，就要找到替代途径。那就是要在两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存在了数千年，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到近年才流行开来。尽管不知道爱里森再次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针对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但两个概念在近年同时流行开来，有成为国际关系“显学”的趋势。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会谈中，是否讨论了爱里森所提出有关中美冲突的问题，但怀抱“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习近平明确地说，他的美国之行是为了和平和合作，而不是为了冲突和战争。习近平在前些年已经开始论述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次美国之行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理念。在美国西雅图欢迎晚宴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非常像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在中美关系中，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被建构起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流话语，这一话语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也如此。尽管美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经验性研究，但显然隐含着规范层面的意义，即把战争视为“宿命”。更为要紧的是，美国学者在建构过程中持有鲜明立场，那就是他们假定冲突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作为所引起的。爱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明确地说：“中国的崛起挑战着美国今天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未来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

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既古老又新近的版本。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因为没有超主权国家的政府，主权国家的自私行为必然导致战争。而导致主权国家行为变化的主导因素，就是该国家的实际能力的变化。因此，不管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如何，随着中国实际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被认为是要挑战现存美国霸权。

在今天美国政策圈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中，和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论述已经相去甚远。修昔底德强调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互动，“一个巴掌拍不响”，“陷阱”便是两边互动的结果。不过，在今天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述中，更多的是单边地指责中国，而忽视了美国自身的行为。美国人忽视了自身相对衰落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恐惧”，把中国所做的一切，视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因此，其种种外交行为例如“重返亚洲”和强化同盟中，似乎把中国视为了美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