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卓：在大城市，找个住处到底有多难？

在大城市，找个住处到底有多难？

对于一名中年女清洁工来说，家就是自己安放在上海繁华闹市区旧里弄的一张小床。那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被精打细算地布置，洗菜的水池旁边就是抽水马桶。

对于一名30多岁从安徽到上海谋生的男子和他在餐厅刷盘子的妻子来说，他们在繁华大都市的栖身之所，是用木板在公用厕所搭出来的隔间。纸壳子和棉絮杂乱地堆在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里，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久留。

对为数不少的人来说，“家”甚至只是广场上的一张张长椅。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哪一个凳子上都躺着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和肯德基，“晚上坐着一群销售人员，趴在餐桌上过夜”。

2009年开始，社会学家陈映芳主持了一项叫做“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的课题，把这些形态各异的居住空间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她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城市里的居住贫困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是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以及“为此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最近，这些故事被汇集到一起，书的名字就叫《寻找住处——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

一直关注城市化问题的陈映芳觉得，“唯有他们的状况，才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美好或丑陋最为确切的标准”。

人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

王南来到上海时，身上只揣着一千多元。这个南方某大学的毕业生经历了磕磕绊绊的两年职业生涯之后，希望能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谋得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同学，他只能先在求职公寓落脚。

容纳王南的求职公寓名字叫做“梦想驿站”，是他到上海之前就在网上预订好的，地点在浦东新区。

这是王南最熟悉的一块地方，因为经常出现在宣传画里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就在这儿。在王南心里，它约等于繁华的上海。

公寓位于浦东一座高层建筑里，看起来有些破旧，地面瓷砖上还有清楚的磨损痕迹。毛坯的房间里只有一扇小窗可以看见外面的高楼大厦，可是窗户被几张铁架子床牢牢挡着，打不开。

公寓里大约住着30多人，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几乎每次去都要排队。人们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互相却并不怎么交流。

在网上的文字介绍中，公寓干净整洁制度严明，可实际上，那里“就像把大学里最不讲卫生的几个男生聚集到一起，然后准许他们一个月不打扫房间”。 他有时会恍惚觉得自己没在大都市，局促的居住空间甚至还不如家乡的农村。搬离许久，王南依然难以忘记弥漫在那个拥挤房间里的特殊气味。

每天，都有许多人和王南一样来到上海寻求梦想，把自己塞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屋子里，是他们在大城市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当江西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一名毕业生初次来到上海，他没有任何能力负担这里的房租，只能和同学挤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就在这个除了一张床之外放不下任何其它家具的屋子里，两个人一起住到他找到工作。

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他迫不及待要搬出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可惜他所能负担得起的，也只有从一间毛坯房的卧室隔出来的单间。一个月650元的房租，占了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找房子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陈映芳教授的学生、社会学博士卫伟说，“而实际上，居住权利是应有制度保障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关注居住问题的陈映芳告诉记者，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像王南这样的迁移、流动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这些年来，她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无论是在大阪、东京、首尔，还是巴黎、里昂，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日本出现了许多因无法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而流浪街头的年轻人。后来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帮助下，许多人才得到安置并开始重归社会。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陈映芳说，“但那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房产的人，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机与失业、失业与失房、失房与流落街头，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

金融危机结束后，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

根据最近一次公布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经达到81.2%。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可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

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结果，这些“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

“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参与经营的大宗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政府责任、以及相关的公共事业，都大大地滞后了。”陈映芳说，“‘人’本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被中国种种宏大的发展目标忽略、遮蔽太久了。”

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这项关于住处的研究开始时，陈映芳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为了找到城市里各种各样安置外来人口的床，包括卫伟在内，陈映芳的许多学生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犄角旮旯，甚至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价格，还是让这里房客不断。

地下室里除了陈旧的木制床和床头柜外没有任何设施，这些潜伏地下的人们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和床头柜上摆着的暖水瓶。

2009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推出“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提供了“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房）”四种保障性住房。这些住房主要针对上海户籍人口和“城市引进人才”。

“可是上海的城市居住困难群体远不仅限于这些群体，相反，非上海户籍人口以及非引进人才才是数量上最多的居住困难群体。”卫伟说，“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外面的人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粽是酒店里的“临时工”。因为酒店的工作服把又高又大的他裹得像个粽子，他干脆给自己起了这个网名。

酒店里管吃不管住，粽白天在五星级酒店工作，晚上总是拎着背包跑进一家麦当劳或肯德基。如今，他对上海某个繁华商圈里哪个快餐店更舒适了如指掌。

“我现在睡的这家最舒服，”在卫伟找到粽的时候，粽告诉她，“靠窗一排全是沙发，而且连座，不像另一家都是硬板凳。”幸运的时候，好心的店员还会把大堂的灯光调暗，“半明半暗，睡觉正合适”。

在夜晚的街头，卫伟还曾经遇到一名流浪汉，一个人要打两份工。一份是在保龄球馆，可以过夜，另一份工作不管住，所以他每隔一夜就要睡在马路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插在城市中。走在上海的街头，卫伟发现几乎每一个餐馆外面都贴着招人的告示。在她看来，这和房子不无关系。

“上海已经是服务型的产业结构，其中多少是低端服务啊。在KTV、餐饮、洗发行业工作，他们工资普遍只有三四千元，能在上海找到什么房子？”卫伟说，“很多人觉得在市场经济中，你没有钱所以没法住好房子，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城市一定要保证居住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让卫伟印象深刻的是，她居住在德国的妹妹告诉她，在德国，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国家会规定房租的定价，房东不能随意提高。即使房子被卖，租客也不会被临时赶出。法国从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广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

如今“居住排斥”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回到现实，王南显然还只能在“城堡”外徘徊。当他再也受不了“梦想驿站”里浑浊的空气和压抑的气氛，只好收拾行李，挪去下一个求职公寓。

这只是发生在“城堡”外极其普通的一幕。在这部访谈录中，和王南一起出现的，还有20多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故事。

上海新天地的一名KTV女服务员，在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只能和其他33人一起住在一间由三室一厅改造的“公寓”里。房子和豪华的新天地商城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简直像天上和地下”。

闵行区塘湾村一家价格低廉的浴室里，从安徽来打工的浴室主人干脆放弃了找房，就在浴室中安了家。卧室旁边就是高温的开水炉，访谈的学生坐下就不停地流汗，可是患有风湿病的主人不能吹风扇降温。在这间屋顶漏雨、地面潮湿的破旧瓦房中，50多岁的老夫妻“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现在城市中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灰色的低端房屋租赁市场，它构成了城市吸纳外来流动人员的主要空间。”卫伟告诉记者，“这是在没有居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个自发的市场，也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市场。”

KTV女服务员拥挤的房间里，昏暗得几乎透不过光。34位房客作息时间各不相同，“基本上什么时间睡觉的人都有”，开窗透气、开空调降温，都成了奢侈的愿望。因为浴室经常有人要用，上厕所都不能关门。

这些暂时的栖身之所显然并不牢固。拥挤的群租房和杂乱的城中村都被视为“顽疾”，北上广深等地都曾出台措施进行整治。有新闻称，2014年9月到11月，浦东新区共整治群租房9420套。在2011年上海启动的最大规模城中村“拆违整治”行动中，松江一个城中村就有58户546间7600平方米的违建被整治。

“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居住排斥’如今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陈映芳说。

被这个看不见的大手调控的，并不只有外来者。研究过程中，卫伟也曾近距离观察过老旧小区的动迁改造，结果发现每一次拆迁，都把一群老上海人逐渐排斥出市中心。到现在，她仍记得在拆迁的现场有个居民向她抱怨：“我们是穷人，穷人为什么不能住在市中心，即使不能住在市中心，也不要让我住在这么远的地方。”

如今，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卫伟看着身边一栋栋高楼掩盖了低矮的老弄堂，上海人习惯的狭窄居住格局在崭新的楼房里再也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

“从租住者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上海的旧城区日益士绅化，老房子越来越少，让有钱人住在城市中心是一种趋势，而能够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劣质住房不断减少。” 卫伟感慨，“其实城中村、地下室虽然很乱，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它能为刚到上海的人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也会崩溃

其实，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启动时只有4.5万元的经费，几乎难以为继。后来，是因为包括卫伟在内的许多人对这些故事“越看越觉得感动”，才支撑他们另觅经费，把研究继续做下去。

这本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内都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研究成果”的访谈录中，卫伟和其他调研者一起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言，其中引用了日本学者早川和男对于住宅的一段论述：“在人生的浪潮中所架起的桥梁，其基础部分应该是住宅和居住环境，这一基础如果崩溃的话，由它所支撑的上部，比如社会保障等也不可能安定，甚至国家和民生也会崩溃。”

有些时候，当这些参与田野调查的学生来到城市不太热闹的角落，确实能找到一些看起来逼仄、甚至摇摇欲坠的房屋。

在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硕士毕业生章晶晶偶然看到一个由毛竹和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里面居住着一名返沪知青和他的爱人。

在“文革”中，这名知青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房子也被没收，后来形势好转，他家才从政府手中拿回了一套13.5平方米的房子，里面住着他和其他兄妹6人。当老知青80年代回到上海，房子的户主已经变成了他的妹妹。他想要给儿女和外省的妻子办理户口，妹妹提出了要5万元才肯办。

“穷人家人情比纸薄。”知青的爱人向章晶晶感慨。

或许是因为户口的关系，老知青一家向街道申请低保和廉租房都没有结果，原来租住的房东也收回了房屋，他们无奈只好在楼下的弄堂里搭起了棚子。

狭窄街道里突兀的棚子让他们的许多原来比较要好的朋友都“突然变了”，几次举报棚子是违章建筑。这个最穷时两个孩子只能吃一根香肠的家庭，棚子5次被拆，又5次立了起来。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知道这个棚子是违章建筑，但是不住在这里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住了。”知青的爱人告诉章晶晶。

当然，在这些拥挤的建筑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变了形。

在闵行区塘湾村，一些外地来上海郊区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和鲜花的农民选择生活在田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被烘烤成弓形的竹子和大小不一的破旧木板构成了“房子”的主体结构，外面覆盖的是一层黑色薄薄的塑料薄膜，“跟以前的乌篷船一样”。

站在这里，邓梅闻到一股蔬菜、肥料的混合气味。寒冷的冬天，她感觉风从四面透进来，伸手想把那扇用铁丝系在大棚外面的门关起来，却发现这样会让棚子里面阴暗无比。

农民们的生活就在10平方米左右的大棚里展开。大棚外面挂着晾晒的衣服、腊肉、鸡鸭肉，“一派生活气息”。棚里的地面是泥土的，凸凹不平，但很干净，墙面上挂着张贴了好几年的旧年画，还有一家的墙面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挂奖状的地方”。

“他们并没有觉得住棚子有什么问题，住楼房的话房东可能会觉得他们脏，卖菜的三轮车也没地方放。”邓梅回忆，“他们对在上海生活没有太多的期望，觉得能搭这样的棚子，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很满足了。”

在卫伟看来，他们并不是感受不到居住情况糟糕，“人们只是觉得你是失败者，你就应该接受这个”。

其实对于这些异地务农的人来说，更方便的是窝棚搭起来不难，拆掉更容易。邓梅访谈过一个农民，本来在3公里外的一块地方耕种，后来那块土地要开发，才搬到这里。

“在那边没有保障，人家要让你走，第二天就必须走。”农民告诉邓梅，他到上海以后已经换过好多地方，“原来的地方基本都是土地被征掉了，只能重新找地方”。

在塘湾村，土地可能会被继续开发征收，租赁土地的价格也可能上涨。这些每天凌晨一两点就起来送菜的农民，随时都可以再次搬走，甚至离开上海。那些竹子、塑料、木板搭起来的房屋，很快就能恢复到什么都没有的状态。

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是他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状态？

在调研中，卫伟曾经到人民广场和火车站访谈流浪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些露宿街头的人大多邋里邋遢，许多人看见就想躲。卫伟也曾幼稚地问过，“为什么不洗一洗衣服”，流浪汉问她，洗衣服的话“洗衣粉放在哪里，洗好的衣服又晾在哪里”。

博士毕业后从事社会公益工作的她知道，在国外其实有很多专门的庇护所，白天乞讨的人晚上能够住在庇护所里。可在中国， 很少有NGO关注流浪者的救助。

“居住真的是一切生活的起点，”卫伟感慨，“它应该跟着生活走，而不是生活跟着居住走。”

自从2013年毕业，她也在咀嚼租房的痛苦。每一次搬家，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就要重新来过。为了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搬家，卫伟尽量不买衣服、少买化妆品，“过得像个男孩子一样”。她希望有一个沙发，能够舒服地窝在里面看电视，考虑到每一个房子自己都不可能常住，只好放弃。

今年已经30多岁的卫伟说，她越来越能理解年轻人买房的冲动，“一直搬家一直搬家，就会感觉自己很不稳定”。

在卫伟看来，这么多人买房子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儿。“日本的很多流浪者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失去工作后还不起贷款。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月要还几千上万元的贷款，可这是在最年轻力盛的时候，难道所有人的职位都会越换越好吗？” 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朋友，40岁失去工作，马上把之前买的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

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还贷款平均数近7000元，位居全国第一；压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缴纳住房贷款为4238.8元；广州紧随其后，平均每月为4029.32元。为了如期缴纳住房贷款，这些家庭必须保证20到30年的高额经济收入。

可是，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表明，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中，全国仅上半年就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中国石油、联想、万科、中信证券、武钢、宝钢、波导、夏新等大型企业和各大航空公司也陆续削减人力成本。自此之后，公司减员、裁员开始普遍起来。

“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一旦进入低迷期，以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市场，每月高额度的住房贷款，以及几乎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统，将会给城市居住生活带来怎样的风险。”卫伟说，“在住房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是他者，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不要冷眼去看别人，居住的困难，实际上很可能就在你头上。”

在开始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时，陈映芳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研究，推动中国建立城市的居住生活救济系统，“它应该是以所有的城市劳动者、居住者为对象群体的，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同时以志愿者组织、各种非营利团体为重要主体”。

不过，当她和别人谈起自己的愿望时，不少官员和学者告诉她，“你提的目标在中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

也有人直言：“在今天我们这个权力和资本合谋经营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受到太多社会悲剧的刺激，这一个个城市寻梦者的生活故事，真的还能触动到谁并进而改变一些人的命运吗？”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中，存在一种倾向——如果想要推动制度变革，主要靠风险警示，也就是要告诉政府这制度再不改变，就会有大的危机。”陈映芳说，“而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个案故事，增加社会中人们的同理心、连带感。这些都是推动制度变革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