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评李北方新著《北大南门朝西开》

北方的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

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的。他不像一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做出一副拒绝理论的样子，原因是大众媒体制造的“真相”常常以“常识”相标榜，没有理论思考便不能揭示这些“常识”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因此，与其说他在时政分析中进行理论思考，不如说他的理论思考源自追求真相的激情。也正由于此，他的思考不同于学院的理论探索。

北方的文章更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他的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北方在南方的媒体界幸存下来，多少让人觉得中国的媒体世界尤其是南方的媒体界，尚存一丝生机。

媒体对政治领域的殖民，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在西方，媒体的变迁常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视为民主危机的一部分，而中国媒体的多方面扩张却常常被包裹在所谓透明化或民主化的说辞之下；中国的确存在的检查制度或多或少掩盖了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并以二元对立的形式掩饰相互之间的实质关系。今天不仅需要区分真相与“真相”，还需要区分反抗与“反抗”。霸权不是单一的权力，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渗透在从市场到社会、从国家到地区乃至全球、从资本到“大众”的所有领域，不仅对于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行排序，而且也用“大众”、“民间”、“社会”等名义对大众、民间、社会的声音进行扭曲和压抑。对于那些经常在大众传媒中夸夸其谈甚至做苦闷沉思状的“批判者”，也必须进行批判与“批判”、反思与“反思”的辨别。

事实上，即便是检查制度，也越来越向着去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谈论中国媒体，人们最常谈论的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即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的腐败，后者其实不过是不同的资本力量（包括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媒体和媒体人的控制的形式而已。

在全球化时代，媒体领域不同价值观的斗争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国家内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和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种复杂的局势也在许多领域造就了嚣张与取媚的多面姿态。

检查制度的“非政治性禁止”在另一个语境中可以兑换成为最大的广告，这在当代艺术领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媒体的新角色其实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我曾以“去政治化的政治”概括这个进程，即“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资本及其代理人利用新旧媒体而化身公共舆论的代表，或称“资本力量的公知化”。这几个方面互为作用，互相促成，例如没有“政党国家化”所导致的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去政治化，也难以出现作为其后果的“媒体政党化”现象。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对言论空间的扩展并不必然地表现为重审自由、民主、人权等绝对正确的大词，而在于像鲁迅那样揭示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对于现实的扭曲、对于普通人声音的屏蔽、对于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文化暴力的掩饰。在今天，政治性就存在于这些去除了大词装点的、对于实际进程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之中。

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媒体的时代。对于许多人而言，事情是否发生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能否聚焦于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创造“现实”，也必然扭曲现实。今天的暴力发生在现实中，也发生在媒体中。因此，反媒体的逻辑就是击破媒体创造的“现实”，以抵达真相，或至少呈现抵达真相的路径。

媒体的改变是全社会的问题，但媒体工作者的思考、辨别能力和道德水准无疑是这一改变的核心环节之一。媒体人如何突破今天的媒体逻辑？已经有优秀的媒体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这些努力而不得不离开媒体世界。因此，除了明察的目光、分析的力度和批判的勇气，还需要坚韧的精神和游击战的技巧。这也是重新政治化的前提。何谓“反媒体”？我以为那就是一种从媒体世界中诞生的、与媒体的主导逻辑——控制媒体的双重逻辑——相反的、能够带动新的政治诞生的能量、实践、观念及其呈现方式。

不记得是在何时、何地第一次见到北方的了，只记得他头发略长，说话激动时，面庞略显明亮。我们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200８年，他出国深造前，我们见过一面；次年夏天，我到剑桥访问，在伦敦匆匆一面，他欲言又止，有些郁闷。我因此知道：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子。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竟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复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2015年7月20日于清华园

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