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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俊: 新左派是如何破土而出的?

2015-09-21 12:38:12 作者: 谢俊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本文是谢俊博士对汪晖先生思想历程的一个梳理,尽管它采取了一种解读文本的形式,但却在解读中更着重于呈现那些透过汪晖先生思想演变而表征出来的时代结构——在知识界即表现为围绕革命、启蒙、现代性等社会历史问题展开的新左派及其主要对手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史。

“保马”编者按:本文是谢俊博士对汪晖先生思想历程的一个梳理,尽管它采取了一种解读文本的形式,但却在解读中更着重于呈现那些透过汪晖先生思想演变而表征出来的时代结构——在知识界即表现为围绕革命、启蒙、现代性等社会历史问题展开的新左派及其主要对手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史。我们通过本文可以更为清晰地检视汪晖先生及新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问题依旧存在,形势并未变更的当代接续与承担思考与斗争的使命,确立在承担历史责任意义上的“国家精神”的连续性。这样,这笔思想资源才可以成为葛兰西所说的“这个过去……既是现在的一个要素,也是将来的一个前提”。

本文主要是我阅读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4,1997)、《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再论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2000)、《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2004、2006)三篇文章的一个总结。这三篇文章给出了典型的中国新左派对当代思想史的描述。从时间顺序来看,他最早的文章主要反思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中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2000年的那篇文章从对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分析开始,论及9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状况。到了最近的一篇,汪晖从对革命中国和文革的重新认识出发,再次回到新时期以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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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晖的这个思考顺序我们可以发现,“新左派”之所以“新”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不直接来自“老”的革命传统,一开始的时候汪晖也是强调启蒙个体、反专制主义的战士(可见他的《反抗绝望》一书),以汪晖为例的话,这一代新左派中不少人是来源于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但是汪晖写到:“大约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i]

这个世界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开启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重新阶级分化的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获得霸权地位,而在社会实际进程中,市场化的改革正将资本推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组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再次分配。我以为对于汪晖的新左派思想的准确认识,是离不开这个根本的社会背景的。汪晖此时似乎很受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的影响。波兰尼这个提倡社会保护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是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汪晖似乎并不重要,刺激他的恐怕是波兰尼对欧洲整个农民阶级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被资本主义完全消灭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描述。进而,波兰尼还敏锐地指出这个惨痛的社会灾难被资产阶级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巧妙地遮蔽过去了,以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视社会转型的残酷而坚持一种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ii]。这几乎是在描述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也在中国主流思想界弥漫着,而同样存在的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被消灭的惨痛进程:在屡屡发生的工人为保护工厂和生活的群体性抗议中,国际歌总是被一遍遍吟唱,然而没有神仙和皇帝,工人阶级也救不了自己,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浪潮中,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人翁阶级终于从整体上消失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或许能理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汪晖把最长的篇幅交给了他的一个社会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iii]——当然,汪晖亲身参与的这个发生在他家乡的、工人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工厂的运动也以完全失败的方式告终,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汪晖一改他晦涩的文风,十分动情地写到:

在那份三百多人签名的短短的请求书上,工人们一笔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正逢年三十,风雨交加,寒冷异常,但来签名的工人络绎不绝……他们希望国家和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个“说法”、一个正当的安排。这些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但他们并非天生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完全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以上述方式进行的所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制与“弱势群体”的创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宣告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转变。[iv]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风雨交加、寒冷异常”也可以用来描述汪晖面临如此强烈的社会不公时的黯然心境。工人成为“弱势群体”,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被剥夺,他们的基本经济权力和平等的社会诉求无法被表达。然而造成这个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话语层面上的弱势。新自由主义以典型的三段论神话来合法化这个改制或社会性掠夺的过程:一个反干涉的、自发自律的市场需要一个产权清晰的法人主体;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产权上不清晰;所以必须改革,私有化产权,而最有效的产权私有化方式就是管理层收购。然而这个过程却不能靠自发自律的市场自己来完成,所以在中央政府的纵容下,在巨大的利益刺激下,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改造,结果是集体财富人为地转移到极小部分私人经营者或控股者手中,而在同一过程中,曾经是工厂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几乎在一夕之间沦为了极度贫困的社会弱势群体。但国有企业本来只是“国营”企业,地方政府只是以代理者的身份帮助管理和经营,正如扬州案例中的工人在起诉书中说的,“为什么财产的管家(政府和国家)可以有权把主人的财产卖给别人?”当然这份起诉书因为程序不合法而被驳回,这个理论问题甚至没有获得政治辩论的机会。

工人们要一个说法,新左派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说法。然而在当时这种无法辩论的思想状况成了一种常态,在整个法学和经济学界,反思改制的声音非常稀少,而人文知识分子除了表达道德义愤之外也没能够形成强大的批判力量。这就是后来汪晖所反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情况,这也是汪晖试图重新反省新启蒙主义的原因。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市场理念”已经被自然化为一种客观法则和规律了,而发展主义的改革意识形态也支持将效率而不是公平作为改革的准绳。这整个过程确实令人惊奇,一个波及如此广阔的社会结构重组和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竟以如此顺利且悄无声息的方式完成了!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以如此微小的交易成本完成如此巨大的所有制改革和财富转移,不能不说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也确实不能否认这个转制成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对于汪晖来说,这个过程所深埋的问题可能更加值得重视。整个过程以极为粗暴的方式制造了一个极端不公正也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且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还在继续被多个类似的过程不断加强,这在汪晖他们看来实在是无法接受的。毕竟中国社会刚刚脱胎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整个改革开放也是以共同富裕的允诺作为国家制度性偏斜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曾经郑重其事地给出过一个共同富裕的允诺,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信以为真。但在事实这一面上,整个改革过程不断人为地制造弱势的农民阶级、弱势的工人阶级、后来是弱势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以种种自然化的方式来合法化这样一种和理想相去甚远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可能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不安情绪的深沉社会原因,只是这种情绪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还不能确定,比如近年来大众文化中一系列“屌丝逆袭”的故事恐怕也应是这一种社会情绪的某种释放方式。如果说卢梭曾经说过,一个进入过民主的国民群体是很难再回到专制的,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曾有过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国民群体也是很难再接受极度阶层分化和社会区隔的结构秩序的。所以也许整个社会都面临着新左派最早感受到、并试图用理论将以澄清的当代中国问题,而这恐怕也是新左派会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原因。面对不平等,汪晖等人最重要的号召力正来自对“平等”问题的强调,而“平等”恐怕也是他整个思考中最核心的出发点。

注释[i]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北京:三联书店,2008,第1页。本文大部分对汪晖思想的描述都来自该书,下文我除了对直接引用的段落标出页码外,其他对于汪晖思想的概括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ii] 见【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iii] 汪晖写作这个文章是在2005年,不过,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浪潮发生在90年代末期,其他小型国企、各种类型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改制、转制则开展得更早,这个调查报告所调查的江苏通裕集团公司的情况只是整个改制浪潮的最后一拨了。2005年左右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知识界有了一个比较集中的讨论,可以参看在“郎顾之争”的状况,以及围绕曹征路200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那儿》的一系列讨论。

[iv] 《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12页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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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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