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911之后14年，难民潮与无尽的冷战碎片

正当难民潮几乎快要演变成欧洲政治危机的时候，“9·11”的第14个纪念日来了。

我们不知道，今天，当年那些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说“今夜，我们都是叙利亚难民”？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冷战格局被打破到爆发“9·11”，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ISIS兴起，再到今天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欧洲的难民潮，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从“9·11”到今天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欧洲的难民潮，中间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到今天为止，那场原先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世界大动荡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我们目睹了阿拉伯人从推翻本·阿里、穆巴拉克时的喜悦，到私刑处死卡扎菲、武装对抗阿萨德的狂热，再到今天伊斯兰国兴起、将近一千万叙利亚难民背井离乡的绝望。这场以“希望”为名的变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摧毁我们近三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玄想。

1989年当福山兴奋地向世界宣告“历史终结”了之后不久，“冷战”便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就结束。在这以后，倒叙式的历史叙述便不断告诉我们，这场延续了40余年、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个国家的秩序重建过程，本质上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两种政治制度的对决。这种对冷战世界秩序形成历史的二元叙述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对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

在这种西方中心的视角影响下，美苏之间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式对立成为理解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世界秩序形成的主线。但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对抗，却恰恰是那种19世纪欧洲历史的简单延续。相反，在这一进程中，以广大第三世界民族独立为主体的反殖民以及社会解放运动，却被简单视为“两种制度”冲突的附属物。然而，这种在第三世界内出现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诉求并存的丰富政治活动，才真正是20世纪人民对19世纪秩序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抗。

当然，在这种第三世界反抗的内部，也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动态。受到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政治，以及各自国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异的影响，他们中间形成了纠葛的代理人政治结构。在民族主义大旗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因此也产生了复杂的内部紧张关系。

1957年7月，在推翻了亲殖民的帝制之后，突尼斯成为一个共和国。其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解毒剂》的文章。文章中一方面回应了以欧洲为主导的旧帝国秩序下，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恐慌态度；另一方面，也针对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对伊斯兰主义的幻想进行批判。

在他看来，无论是像前者那样，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视为共产主义引路人的态度，还是像后者那样，将伊斯兰视为阻挡共产主义“入侵”的灵丹，都无法真正进入阿拉伯，特别是北非穆斯林国家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政治语境。在布尔吉巴这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知识与政治精英看来，个人主义与自由贸易是民族独立的基础也是最终目标。他表示，自己建立的这个突尼斯共和国，要严格模仿“西方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 of the West）创造的制度样本。

但是，布尔吉巴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建国态度对突尼斯的重要价值。他看到，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的经济援助很可能会彻底摧毁年轻的突尼斯共和国原有的市场平衡。因此，希望突尼斯能够在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准则下，不受任何干预地与北非及阿拉伯世界联动发展经济。然而，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布尔吉巴却并未意识到，脆弱的突尼斯经济无法真正如他所愿，“不受干预”地在世界市场内进行活动。正是在他这个冷战时期民主政治推崇者治下，突尼斯形成了寡头政治。1964年他解散新宪政自由党，重组为社会主义宪政自由党。该党在突尼斯执政20余年。直至1987年本·阿里政变上台，该党才改组为宪政民主联盟。改组后的宪政民主联盟又统治了突尼斯20余年。

随着所谓“茉莉花革命”的爆发，我们对“独裁者”本·阿里的故事似乎非常熟悉。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将2010年看作21世纪“自由”对抗“独裁”的分水岭。然而，我们完全遗忘了这个今天因自由之名被推翻的“独裁”，在不那么远的过去，恰恰因自由之名而兴起。

本·阿里以自由之名兴起，也因自由之名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