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抗战！抗战！战出一个新的中国！
抗战！抗战！战出一个新的中国！
——在俊德堂书院等反思历史虚无主义系列研讨会（二）上的发言
张晓波（媒体人、历史学者）
我们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中国作为抗战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国家，二战胜利，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那段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历史，对后人的意义，不应只是舔舐疮口、陈列痛苦，更多的，应是从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中，总结我们民族走过的道路，探寻我们民族何以能走向一个新的中国的道路。抗战对我们民族而言，绝非仅仅打退了一个强悍的侵略者这么简单，而给我们民族，重新思考出路，提供了一种契机。
一个糟糕的旧世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随之成立，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中国。在191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各党派、知识界，对于这个新国家，都有很高的期待，有主张学习法国做成责任内阁制的，有主张学习美国搞总统制的。总的来说，这些主张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于南辕北辙，但是强国之梦，都是一致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像杨度一样，鉴于二十一条，要搞君主立宪的，其目的本身，也是要实现强国梦。
但是，很不幸，中华民国，很快就国不下去了。这只植根于民国本身就不是一个通过革命而塑造出来的共和国，它是南北妥协的产物，它的产生，包含了各种力量，尤其是包含了对北方军事政治集团北洋系的妥协。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身与名俱灭，中华民国也随之四分五裂。北京政权主导者走马灯似地换，军阀各自为政，北与南争，北与北争，南与南争。
仅从北京政府来看，仅1916年到1928年，政府首脑（总统或大元帅），更换了9次，平均16个月换一人；24次内阁改组，26人担任过内阁总理，最长的17个月，最短两天，平均一届内阁的存在时间是半年左右。
总的来说，1916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之糟糕，到了几乎无月无小战，无年无大战的地步。国家苟延残喘，群众民不聊生。
1926年，国共两党发起北伐战争，试图统一中国，结束军阀分裂的状态。事未竟而变已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随之共产党反动武装起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这又是一次十年内战的开端，要直到37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才大体上上结束两党之间第一次的军事竞争。
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走东北，在皇姑屯为日本炸死。随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大体上完成了中华民国又一次形式上的统一。
但军阀混战并没有结束，1930年，发生了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晋系的阎锡山，以及西北军系统的冯玉祥，与蒋介石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前后调动兵力达百万之多，约三十万人伤亡。
1931年，又发生了宁粤之争，南京的蒋介石与广州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争夺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兵戎相向。
这是抗战前的中国，军阀纷争的世界。显然，军阀本身，没有能力结束军阀之间的斗争，最好状态，只是形成暂时性的妥协局面，而在更多时候，军阀之间的斗争，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与混战。
在中国国内的整合与军事斗争远未能结束之时，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上，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外人未摧折，家国已破败。而民国的败坏，也正由于其军阀底色。从军阀纷争这个角度，去看前期的抗战，很多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释。
军阀心态的避战与消极抗战
在局部抗战之后，蒋介石所奉行的国策宗旨，是“攘外必先安内”。而这一政策提出时间，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就是抗日的意思，不需赘言，而“安内”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安内，单纯为“剿共”之意。其实蒋之原，为要打两个方面，剿共，不过其中的一面。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如此解释：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p92）
也就是说，“安内”，在31年提出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要“剿灭赤匪”，还要“削平叛逆”。就此策略提出的时间来看，此时正处在国民党宁粤争权之际，国民党元老、粤派领袖人物胡汉民向南京的蒋介石挑战最高领袖权，而“攘外必先安内”，其意所指中的“削平叛逆”，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党粤派，泛而言之，还包括尽管中原大战失败，却仍然不赞成蒋介石各派系军阀以及地方杂牌军。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策的一块极好的试金石，也能说明局部抗战之期，蒋所奉行的抗战策略。
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部队十九路军，是较为独立的部队，既不隶属于宁派，也不隶属于粤派，所以，也就有了调解宁粤之争的资格。因调解宁粤之争，保护与会双方安全，十九路军偶然性地出现在了淞沪。又因其独立性，不服从宁派要求后撤的命令，在淞沪抵抗越界的日军，进而引发局部性的第一次淞沪会战。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后持续两月之后，除了临时组建的张自忠第五军赴援之外，基本是第十九路军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对上海的进攻。
第一次淞沪会战中国之挫败，实因国民政府既无抵抗之决心，又无抵抗之实际支援，最终使得十九路军几乎陷于孤军奋战之绝境。在整个第一次淞沪战役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的表现，完全是一种军阀性的做派：划地自雄、爱惜实力、首鼠两端。
往后的长城抗战与及全面抗战之初徐州会战、豫东战役，也再次说明了蒋介石所主导的南京政府与及中央军，往往只是以一个大军阀私属部队的面目出现。
尽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政府，较为积极地投入了全面的对日抗战，但其间的一些表现，仍然说明蒋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没有放弃昔日军阀的成见，并没有真正地推动全民族的抗战。
从整个抗战来看，对于资源的分配，也说明蒋介石系统与共产党、原隶属于各路军阀系统之部队的紧张关系。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有兵源，有武器，有粮草，而杂牌军（实际上是旧军阀系统的部分），则一概全无。更惶论与蒋介石有十年恩怨的共产党。
一个军阀性质、名义上的“共和国”，或者说，一个“军阀共和国”，没有能力抵御一个强悍的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这也是抗战前期的惨痛历史。
重庆与延安：两种不同的政治空间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对北平宛平的攻击，全面抗战爆发。
我们没有必要去复述抗战初期这段沉痛的历史，但也必须承认国军在抗战初期，有其巨大的贡献。尽管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中，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但正面战场的顽强阻击，挡住了日本的攻势，“三月亡华论”破产，也使得日军在武汉会战之后，没有能力进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场。战线得以僵持下来。实际上武汉会战之后的基本战线，日军要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军一溃千里，才打破。
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所指出：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手这一个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然而，纯粹军事主义的对日斗争，远不足以说明国民政府已经改弦易辙。通过1930年代早期剿匪、通过中原大战、通过联汪妥协，蒋介石在193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里，已经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尽管其统治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随着中统和军统这些秘密特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与扩张，蒋介石对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依赖于军事上操控以中央军为首的嫡系部队，在政治上，则高度依赖特务政治。
军统，是蒋介石特务统治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国土沦丧，但是戴笠的军统人数，却在1937年到1945年得到了飞速扩张，其规模从几千人扩张至五万人之多。作为战时的特务组织，军统理论上最重要的任务应是锄奸，但实际上军统更多针对的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派、民主派，更有甚者，军统甚至控制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军统集特务权与财权一体的特征，很类似于明代中后期的锦衣卫组织。
这是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的基本形态，一个依赖特务组织控制人民与财政的政府。战争的紧张感，地方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个人独裁的加强，使得重庆政府日渐被压缩成一个封闭性的封建军事寡头政体。
高层极尽腐败而人民食不果腹、强制性的抓壮丁征兵制导致兵卒累累、缺乏有效训练的士兵，使得抗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得不到实际的效果，豫湘桂战役的大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在重庆日渐成为封闭性寡头政体的时候，延安，作为重庆的反面出现了。
早在1935年年底的瓦窑堡上，共产党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做了调整，该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办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随着抗战的展开，共产党人深入群众，发展群众，扩大的队伍。
延安在1940年代，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抗日大后方，这种受人瞩目，是在与重庆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是如此论述中国的命运的：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毛选，卷3,1025—1026）
也就是说，抗战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追求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