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为何西方媒体痴迷报道“中国丑闻”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本文内容节选自王文《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这是一位新闻人多年行走于美日欧等大国时，边走边记下的文字辑录。大国之幻象，正吞噬国人独立思考、谨慎判断之力。是时候超越西方视角，找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认知逻辑了！
在哈佛遇到好几位学者或朋友，都问起过去半年多西方媒体揭露中国几位高层隐私一事。我不知道真相，但是，从中国政府与西方媒体之间常常出现微妙的紧张关系看，这反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话题，值得说一说。
在这个“中国式大选”的节骨眼上，一边是西方媒体对中国高层所谓“隐私”“丑闻”难以控制的痴迷，而另一边则是中国运用国家力量对外国媒体的反制措施。于是，“西方的负面报道—中国反制西方再负面报道”成了某种历史循环。
再回过头看，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彭博社，或者《纽约时报》，都不是那些揭私式新闻报道的赢家。诸多西方媒体，常常会将这种紧张关系归咎于中国“恶政”或“共产党体制”，而中国政府往往会将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视为“居心叵测”。该怎样解决这种“冤冤相报何时了”式的彼此猜忌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互理解。
包括彭博社、《纽约时报》在内的诸多西方媒体，恐怕需要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在中国政治敏感时期的揭私偏好，是否会带来正面效果？且不说两家美国媒体动用多名记者拼凑的那些财产信息是否确凿，在选题策划之初恐怕就要评估一下，类似报道是否是必须报道的“硬新闻”？
就像在八卦新闻中乱揭娱乐明星们的隐私也有可能吃官司，没有来由地报道一国领导人，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制措施。不仅中国这样，沙特、阿联酋、新加坡等许多权威政治明显的国家，恐怕也会采取一些手段。类似报道多了，对中美关系也是弊大于利，对中国政治的演进也平添了变量，还会引起中国国内民意对美国政府、媒体不必要的情绪反弹。
无由头地揭露不必要的高层隐私，从长远看，肯定不会给西方媒体带去商业利益。既然从表面看没有什么好处，一些西方媒体仍不遗余力地去做，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某种干预中国政府换届的“阴谋”。自“重庆事件”以来，美国干预中国高层政治的“阴谋论”一直在中国民间流传。进入夏季，这些论调稍微有一些平息，但类似的报道无疑会让“阴谋论”死灰复燃。
现在十八大换届对于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意义与复杂度，远超过外界的想象。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党的代表大会通常被视为庆典式的头等大事。对中国官员、精英以及希望国家平稳过渡的大部分民众而言，类似报道就像是婚礼时送人一口钟那样，不是真心诚意地道喜，而是像在找茬、捣乱、无事生非，甚至是在破坏气氛。
这层逻辑是一些西方媒体人以及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人很难理解的，但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不仅如此，从新闻学理论上看，这种有明显政治揭私、迎合某些人政治偏好的“软新闻”报道，在美国新闻研究与媒体界也早已是一种诟病。
美国资深记者马文·卡尔布曾批判，美国新闻已经堕落到“媒体—政治”时代。媒体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许多新闻媒体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硬新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媒体的报道内容通常不是读者必须要知道的公共信息，而是充斥着耸人听闻类、人情味类、犯罪和灾难类、丑闻类、旨在抓受众眼球的“软新闻”。这就可以解释，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但人们记住的都是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花边”，而必须知道的政策主张却经常不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或许有人会说，媒体就是“第四权”，应当对政治人物进行舆论监督。在理论与抽象层面上，媒体应当合理地发挥“第四权”作用是值得赞许的，这也应当成为中国媒体的努力方向。“第四权”不应是教条主义的，不应是无边界的，不应是娱乐化的，更不应是政客化的。
在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新闻：政治的幻象》中，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用许多鲜活的案例论证，所谓的媒体“第四权”只要一不小心，往往会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有时被别人当枪使，媒体自身还浑然不知。
以这样的逻辑，西方媒体利用一些公开或非公开的资料，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一些“不必须报道”的隐私进行拼凑式的报道，即使不是有意为之，也必然会糅入到复杂的中美政治博弈中。看似是做了一次政治猎奇式的报道突破，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美国媒体的厌恶会加深，相关部门对美国媒体的反制也就成了必然，随之引发美国各方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反感，又会成为中美战略互疑的再一次“建构”。
可能会有朋友认为，我是在为中国未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而辩护，这绝不是我的初衷：第一，西方媒体猎奇式地报道中国领导人隐私，与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毫无关系；第二，中国官员财产迟早会依法公开，中国腐败也必须得到更有效的治理，但中国政治治理与制度完善的路径不可能靠外国媒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国际博弈日趋“零和”的大背景下，类似的“揭私”不会对中国政治改革产生良性的推动力，有时反而会是反作用，它将刺激中国政治的敏感神经，并使中国决策者过重估计政治改革的外界风险，政治改革的步伐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保守。
我无意去揣测西方媒体对华高层隐私的报道动机。如果那些报道潜藏着一些政治意图，那么，就更应当受到批判。当媒体被政治化后，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就会丧失，报道真相的正义感就会变得黯淡，本应具有的专业化与严肃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不仅不是当代媒体之幸，反而是国际新闻之耻。正如兰斯·班尼特所说：当新闻越来越成为展现冲突、低级趣味、捕风捉影的平台，人们就会越来越远离新闻了。我想，西方媒体与中国媒体都应牢记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