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中国模式是西方模式的解药吗？

如果讲中国模式是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的结合，即市场能够做的，就让市场去做，而市场不能做的，就让政府去做，反之政府不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由此形成市场与政府的互动与互补的命运共同体。而目前西方模式则苦于市场与政府的双失灵，即市场不能做的，政府也不做。政府不能做的，市场也不做，结果是大家都不做，而如果大家都不做，结果只能是停滞与衰退。一般认为西方模式就是大市场，小政府，但是事实上当政府开支占国家GDP总量达到30%或者40%的时候，这种模式已经不存在了。目前西方国家体制的困境在于一方面自由主义已经回不去，另一方面福利主义又走不下去，西方国家被卡在了当中。至于第三条道路本意为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融合了效率与平等，但是事实上人们发现它又可能是最坏的选择，因为这种融合的结果可能是既无效率，又不平等。无疑，西方社会的停滞与危机是内生的，而且是体制性的，而体制性的问题实际上又是信仰的问题。如果西方国家走不出这一困境，其停滞与衰退势必越陷越深。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历史上西方国家制度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从市场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回归，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定型达到顶峰。第二次转型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的回归。而目前西方正面临第三次制度的转型，准确地讲正陷入一种政治与经济的迷失之中。开始于14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一次制度革命，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它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工业文明的发展。当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归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无异于是说贪婪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激发了冲动，并由此转化为冒险与投资，转化为节俭与勤勉，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建立。所以，后来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即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闪亮登场的NHS）。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福利国家的理念基础，又被称为“社会凯恩斯主义”（Social Keynesianism），以区别于将公共财政支出重心放在公共工程上的经济凯恩斯主义。

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所谓增长型资本主义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发展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其次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以及由此导致民主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约20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而且民主制度也达到发展的顶峰。那么，为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整体出现恶化了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美国和西方社会最终陷入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之中？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下1970年以后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理解其原因。

首先，在1970年以后西方经济增长趋于下滑并处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状态，也即资本主义发展从增长型转入无增长型轨道。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其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配失去了来源基础，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自然因为工作机会的流失而趋于贫困化，对于富人来讲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或者遗产继承，坐享继承的财富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从增长型资本主义转向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的呢？一般归于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但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其中特别是累进税阻挡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由此阻挡了经济进步，导致了社会僵化与资本的出逃，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它不再刺激个人与社会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所以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停滞状态。显而易见，哈耶克把矛头直指福利制度，并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以为他们之所以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准，是因为他们把富有者拉了下来，而且生怕如果这样的一个阶级能保存下来或是兴起，就会使大众得不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而且他们认为理应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而且最终由此出现的将是一个衰落的世界。

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推动了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

最近，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讲到，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在于以往的所谓左，中，右都走不通了，左派意味着一些价值：促进平等，或至少限制不平等；为团结而行动，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保护弱者，特别确保穷人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中派即第三条道路理论，指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右派模式，即实际上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模式。之所以都走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世界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关闭它。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可以说当代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