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焕：大卫·科兹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2）

2. 主张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体现为社会治理的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的私有化、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的转移等。

首先，成本——收益分析被引入社会监管的实施过程中，然而社会监管的成本由受其影响的企业产生并往往被夸大，而社会监管的收益则难以测算，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量化的。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认为，政府是内在低效的，而以利润为导向的私营企业是最有效率的。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由私营企业承包，救济性住房、学校、监狱甚至军事职能均交给私人资本运营。

第三，新自由主义宣称社会福利妨碍了工人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是在“养懒人”，转移了那些原本用于私人储蓄和投资的、能产生更高效率的资源，因此要求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最后，政府征税力度和对象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高收入家庭和公司利润的征税税率在不断降低，尤其是资本所得税税率大幅降低。更为重要的变化则是征税对象由企业及富人转向了收入分配的中间人群。

新自由主义鼓吹建立“大社会、小政府”、“服务型政府”、“廉价政府”，主张在调节经济行为中，市场关系如市场力量的作用需加强，同时其他关系或机构如政府、企业管理部门、工会和专业协会等的调节作用需弱化。在无限崇尚市场作用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府作用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极其片面的。政府本质上是阶级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才是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的本质；但在实践中却坚决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社会治理去监管化、政府公共职能私有化、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征税对象转移等具体做法，以及市场原则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无一不为剥削工人从而使资本获利提供条件，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府作为资本家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本质。

3. 支持自由竞争与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化、自由化，将市场竞争这个外部因素神话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来源，反对包括自然垄断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垄断，试图构建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但从现实来看，新自由主义旨在市场化、自由化的政策与其理论相矛盾，不仅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辩护，也使得反垄断法案实施力度不断弱化，为大资本、垄断大企业提供政策保护。

首先，新自由主义强调缩小政府规模的重要性，但数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支出规模在GDP中所占比重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政府甚至更为积极地调节经济，只不过调节的目标从使大多数人受益转向使大企业和富人受益。

第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企是垄断的、因而是低效的，国企应从原来占据的领域中退出而由私人资本进入。但在面对私人企业垄断时，保护大多数企业免受垄断企业垄断优势干扰的反托拉斯法案实施力度被不断弱化，其支持者更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即使一个行业中只有一家企业，也可以是竞争性的，因为该企业还面临众多潜在进入者。

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幌子，实则以此要求小资本、发展中国家放开对资本的限制，从而凭借自己的垄断优势行进一步垄断之实。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不仅对于工人个人是遥不可及的，对于小资本而言也是难以实现的。

三、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构性危机。作为不同社会积累结构间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性危机最终必然会产生新的一种社会积累结构。那么，本轮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否将被扭转？取而代之的将是哪一种模式？科兹试图从历史演变的轨迹中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1. 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之间的转变。SSA学派的创始人大卫·戈登根据不同的制度结构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四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长波，分别为19世纪60年代至1900年的“镀金时代”、1900年至1916年的“进步时代”、20世纪20年代“喧嚣的二十年代”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科兹认为，上述四个长波经历了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交替，从以自由市场为特征的“镀金时代”和“喧嚣的二十年代”分别向“进步时代”及战后黄金时期的过渡，可总结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可能方向。

首先看“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变。由于自由竞争导致了高度的资本集中、银行控制工业资本而产生金融资本，银行资本为追求长期利润而利用金融手段调节经济行为，减少市场力量的作用，因此自由主义SSA推动了1990年后“进步时代”调节式SSA的产生。科兹认为，这促使我们产生一个疑问，200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否与此类似。

再看“喧嚣的二十年代”向战后黄金时期的转变。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和当前新自由主义时期类似的问题，即收入严重不平等、资产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而1929年自由主义的危机导致调节式资本主义的出现，此次危机是否也意味着未来将出现同样的情况？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科兹认为，每个SSA的核心是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本轮危机是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危机，之前两次危机后都出现了国家干预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当我们思考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方向时，应铭记这些历史经验。在SSA学派视野中，一国在不同阶段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犹如钟摆始终在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摆动。

2. 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具备的特征。根据SSA理论，结构性危机发生时，存在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最终出现的趋势，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如果新的SSA不出现，就意味着长期衰退。在本轮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曾短暂出现具有强烈干预主义色彩的政策。科兹认为，假如未来几年出现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可以预见的是其将采取调节式资本主义的某种模式，如：公司调节式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抑或走得更远，即民主参与式的计划社会主义。

总之，取代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新的SSA必须能有效推动利润的创造和稳定的经济扩张，因此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主导思想为一系列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理念，且在该主导思想下出台的政策和制度能保证有效需求持续增长，推动可获利的生产过程，使主要阶级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稳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