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抗战时的延安何以会万众瞩目？（3）

还有其他一些先后在国民党阵营工作过的人士，也对扩大延安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丘琮是台湾抗日英雄丘逢甲的儿子。他中学毕业后，即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矿冶专业。学成回国后，曾先后在大陆执教大学，从事实业，一度担任广东省政府的顾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丘琮为寻找抗日真理，来到延安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他还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听课。他曾访问过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了解边区政权建设，了解各级政权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他访问过群众团体，了解怎样组织和教育群众，怎样建立人民武装，怎样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的。经过考察以后，他说共产党对日作战很坚决，而且有一套办法，最根本的是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是国民党做不到的，值得学习。离开延安前，他向毛泽东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敬意，并表示要返回广东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许。

丘琮回到广州后，通过做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部的工作，取得了第七战区少将参议的职衔。他利用这个身份，组织成立了“东区服务队”，运用从延安学来的经验，大力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全民抗战，并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丘琮重返台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辞去职务，常以私人身份访日，在旅日侨胞中宣传爱国思想。

陈志昆是夏威夷的美籍华人。1934年，他的堂姐夫，时任国民党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夏威夷探亲后，带他回国担任了自己的英文秘书。在此期间，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陈志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高官有较多的接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孙科之托，带其两个儿子到美国就读。

回到美国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志昆牵挂着中国的战事。他迷恋上了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来当他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心灵受到了震撼。于是，1938年8月，他克服重重困难到了延安。

陈志昆进入延安就亲眼目睹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们纷纷涌向延安的热烈情景，亲耳听到了连绵不断的抗战歌声，亲身感受到了处处洋溢着团结抗战的蓬勃朝气。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不久他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幽默风趣，使他很快消除了拘束感。他们开始谈孙中山，谈孙科，谈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时局，谈美国……陈志昆把毛泽东与早已熟知的蒋介石在心里做了个比较，认为:蒋介石令人生畏，毛泽东让人敬仰。 毛泽东还为他题词鼓励他的抗日热情。

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告诉陈志昆“你要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就不是上前线去杀几个日本鬼子，而是回重庆去，告诉孙科这些人你的所见所闻，促进大家共同把抗战进行到底”。于是，陈志昆回到了孙科身边。他利用各种机会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介绍了延安的真实情况，后来孙科发现他受到监视，就安排他去和斯诺夫妇、路易.艾黎一起搞“中国工业合作社”(公合)，以另一种方式支持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陈志昆和新婚妻子一道，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从1950-1961年那11年，我们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变化。”“虽然当时物资贫乏，但人的精神是充实的，思想更是纯洁的。至今我们还是说，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北京的11年。”晚年，他回到夏威夷，担任了当地华人华侨社团的领袖，为中美友好贡献余热。

无论是当时的各界名人，还是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他们实事求是的所见所闻一经传播，延安的形象就变得愈加光彩夺目;同时，延安之行也改变了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命运。

外国人眼中的“另一个世界”

自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后，就不断有外国记者和其他外国人造访了延安。他们的报道，他们的观感，逐渐使延安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一个亮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他的权威力作《中国近代史》中写道：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只有一个天主教神甫比较明显地例外。 虽然这些来访者中有些人抱有偏爱红色中国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信念。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恩来把国民党的‘封建中国’与共产党的‘民主中国’作了区分。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和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虽然白修德‘不信任共产党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被淹没在红色浪潮中’，但他还是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