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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抗战时的延安何以会万众瞩目?

2015-07-03 07:58:14 作者: 胡新民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历史已经证明,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自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后,就不断有外国记者和其他外国人造访了延安。外国记者结束延安之行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对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成绩做了翔实的宣传和积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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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在那里,他看到了共产党领袖们的简朴生活:毛泽东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他在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十年后的1946年9月,另一位美国记者斯蒂尔走进了延安。他采访十天结束后,当别人问起延安之行的感受时,他说:“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

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其行为和品质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官风正则民风淳”。抗战时期延安清廉的党风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老一代革命家陈毅曾赋诗赞道:“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各界名人的观感展现延安的魅力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尽管正面战场战斗惨烈,但节节败退,特别是溃退,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当时的共产党武装只有5万人,其战绩却不乏亮点。例如1937年11月出版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就刊载了关于山西八路军“屡次告捷”的消息。因此,不少人开始到延安去寻找希望。著名学者梁漱溟于1938年1月专程到达延安。

梁漱溟此前曾与国民党军事学家蒋百里交谈过三次,尽管他听过蒋百里的“打不了也要打” 、“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等等说法,但他的心情还是:“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 缘”“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到延安后则感到“毛主席完全乐观,我是悲观的, 我听了他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得乐观了。”“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梁漱溟的由悲观到乐观不仅在于和毛泽东的谈话,也在于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说:“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曾长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还特意加了一段注释:“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而他在国统区的看到的则是:“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均见梁漱溟《我生有崖愿无尽》)

梁漱溟对这样的鲜明对比极为震撼,后来他经常谈到他的观感,时不时在言谈之间极力称许毛泽东,称其“天资高,天生豁达。”延安之行还加强了他历来的反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理念。后来对蒋介石推行的所谓“宪政”也嗤之以鼻。

陈嘉庚先生是侨居南洋的华侨领袖。他组织募捐了巨款,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3月,他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访问。到达重庆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个战时首都弥漫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类的奢靡之风。于是他决定到延安去看看。

延安使他耳目一新。他感到延安和重庆是两重天。作为祖籍福建的他,还特地找华侨和闽南学生进行交谈,了解情况。在女大参观时,他约两位华侨女生到招待所来叙谈,不觉天色已晚,陈嘉庚问她们自己徒步回校是否惧怕,是否需要派人送一程,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有问题了。”陈嘉庚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陈嘉庚7月17日返抵重庆,于7月25日晚作了《西北之观感》讲演。谈到延安,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他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讲完后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陈嘉庚这篇演讲在重庆很快流传开来,使国统区的广大民众感受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鲜气息。与此同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陈嘉庚则回应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蒋介石于7月28日召见陈嘉庚。陈嘉庚语气委婉地规劝,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蒋介石听后声色俱厉地说“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

在随后巡视国统区各地时,一路见闻大都使他感到失望。他1946年出版的《南侨回忆录》有如下记载:

他对那些动辄摆宴的单位说,“余此次代表南侨回国,系工作职责,在抗战困难时际,凡可节省一分便当节省,勿作不必要应酬,致或有不便。随诚意设宴招待,然反使余不便,徒花许多费奚益。”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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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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