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英：希腊违约敲醒中国高负债警钟

近期，希腊的债务违约风险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三大债权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欧洲央行(ECB)之间仍难能达成一致，谈判持续搁浅，与IMF的违约事件已经形成，成为史上首个违约的发达国家，危机继续蔓延，退出欧元区可能性骤增。

7月5日全民公投、关闭银行、对居民取款实施管制等，都给人民带来了极大地痛苦。据了解谈判争执仍集中在经济紧缩政策、养老金改革、增税及外部监管方面。希腊方面坚称妥协方案“侮辱了我们的人民”，但民调显示，希腊三分之二以上的希腊人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地留在欧元区。希腊因债务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民生都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常言道：“冷怕起风，贫怕欠债”，希腊未来的艰苦生活不难想象，并且会更广泛地影响到整个欧元区。

先不说别家苦痛，我国债务问题也有点严重，据摩根士丹利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的负债率已经达到224%，企业负债达到178%。虽然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不可能出现欧美国家发生的地方政府破产、国企大范围倒闭的现象，但我国仍需谨防负债高企所引发的系列问题，而当前更为紧迫的是整体经济通货紧缩高预期，债务积累仍在继续，而且不断加强。

我国债务到底积累到何种程度了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为刺激经济实施了“双松”的经济政策，当时杠杆放的比较大，采取了经典的4万亿的刺激政策，而这次大手笔的刺激带来的后果就是无休止的“去杠杆”，这必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像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高企等等，都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特别是在经济转型调整期，这个时间继续被延长。

一方面，债务高企所带来市场崩溃风险迫使去杠杆。高杠杆代表着高风险，通过加杠杆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符合中国实际。从2014年的数据看，我国的负债率已经达到244%，其中，政府性债务达到42%（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上限为60%），非金融类企业的负债水平达到178%，房地产占24%。其实，我国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但地方政府债务自2008年危机后，迅速积累，据IMF的估计，从2008年到2013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由17.73%持续攀升至36%左右，这一比例提高了一倍之多，并称到2019年将升至52%。先不管数据是否被高估，但这一地方政府负债水平需要受到极大地关注，其实我国政府确实已经采取相应措施来为地方政府缓解债务问题争取时间，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推动城镇化基金模式对冲债务约束以及亿级的债务置换配额都是政府应对地方债务问题的积极作为。

另一方面，企业负债率过高迫使我国给企业去杠杆。当前我国企业高负债问题严重，部门负债水平积累迅速，虽然自2009年以后我国已经开始启动缓慢的去杠杆进程，但效果并不明显。而随着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通缩预期明显的环境下，企业负债水平呈现继续累积的态势，企业债务违约现象陆续出现，特别是国企债务违约现象，如年初央企背景的天威集团就因巨额亏损出现违约，这是我国首例国企债券违约事件，也是首例银行间市场违约，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实，企业高负债的问题已经借助股市大涨有所缓解，股市已经被纳入到了中国宏观去杠杆战略之中，通过股市泡沫给企业减负，降低企业杠杆的逻辑，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股市杠杆资金高企带来的风险更为巨大，近期，股市连跌，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都在放大。

除我国原始负债高积累的现实外，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被考虑其中，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各项指标表现并不乐观，经济通缩预期明显，名义GDP的低位使债务附加增长。对名义GDP的持续关注是必要的，英国早在新任央行行长Mark Carney上任后，就大力提倡用名义GDP目标代替通胀目标，使央行能在通胀和经济增长基础上制定更为大胆的货币政策，当经济需要强刺激时，紧盯通胀目标明显不能满足经济复苏的需要。名义GDP作为评估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各项经济活动的真正及实在情况，瞄准的是经济中的支出流。在通缩预期明显的情况下，名义GDP低走，结合我国高负债的现实其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广泛。特别是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领域，将体现为投资回报率下降明显，主要是因为名义GDP可以看成是代表整个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会抑制投资向实体经济流动，存贷款需求也会受到影响，投资套牢的预期随之加大。

当前我国债务的过高积累，可能带来的经济问题是严重的，政府层内也确实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发改委就在前日召开的“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今年企业债不能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