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成为中美文化冷战对抗的核心区域。一方面，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生普遍升学困难，许多青年转向内地求学，这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迁往香港，又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亚洲基金会将目标对准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试图将华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拉入“自由阵营”。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并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载于2015年第2期《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东亚和东南亚政策面临重新调整。总体而言，遏制政策依然适用于亚洲，但地区热战、反殖民主义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亚洲冷战形势更为复杂，需要以更为谨慎的方式来推行亚洲冷战政策。“自由亚洲委员会”（后更名为亚洲基金会）就是在这样的冷战背景下成立的。作为“准非政府组织”，1967年以前亚洲基金会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从事“政府乐见其成但又无法直接参与的活动”。[1]在美国政府总体冷战战略的指导下，亚洲基金会从1951年起就在亚洲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并对这一地区的中文高等教育倾注了非同寻常的力量。亚洲冷战的最初十年，香港是亚洲基金会活动的重点区域，华人是亚洲基金会的重点目标群体，而推动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则是亚洲基金会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曾论及香港中文大学的美国背景，其中探究最深的当属香港岭南大学周爱玲博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庭康博士，他们均从不同角度谈到亚洲基金会在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但这并非他们论述的重点。[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在著作中提及香港中文大学建校前多个成员书院曾接受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但论述或不尽不实或有所隐晦。如谈及“流亡书院”①时，多强调“流亡”知识分子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创校；在提及美元资助时，又多强调美国私人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介入。而对中央情报局与亚洲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与孟氏教育基金会②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提及，因此，并没有客观评价美国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利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的亚洲基金会档案对于上述问题做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反共武器：资助中文书院的冷战逻辑

1945年以后，赴香港的内地难民人数激增，1949年以后又形成一流动高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向美国政府汇报时提到，“共产党夺取大陆后不到两年间，约有7.1万中国难民涌入香港”。[3]这其中2.5万名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外引人瞩目，成为美国上自行政机构下至私人志愿组织关注的焦点。当时负责美国对外信息与宣传活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决定对迁往香港的知识分子进行“有选择地救助”，因为这“对美国在政治、情报和心理战领域的努力是有价值的”。[3]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决定拨款25万美元“有选择地帮助在香港的中国难民”，实际上就是指知识分子，并进一步确认“该援助对于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和远东的整体目标是重要的”。[4]

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以官方身份介入中国“难民”事务。这一方面源于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接受美国官方的公开资助，以免被贴上“亲美”的标签。不仅是香港，遍观整个亚洲地区，美国政府与当地的接触并不顺利，“常会被指责为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5]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港英政府不愿刺激中共，“不愿为共产主义侵略提供合法性”。[6]因此，美国在香港的“难民”救助项目大多是通过民间团体、私人组织和半官方组织来完成的，如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教会世界理事会、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③等。 

①1945年起，由于中国内战，不断有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迁往香港，陆续建立起一批中文专上（post-secondary colleges）日校和夜校，称为“流亡书院”、“难民书院”或“中文书院”，下文统称为“中文书院”。根据1953年港英教育署统计，类似的中文书院有21所。

②孟氏教育基金会是香港中文书院的主要资助者之一，新亚书院在其官方网站致谢中亦包括孟氏教育基金会。参见陈方正：《与中大一同成长：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图史(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③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协会是最早和最积极地援助香港“难民”知识分子群体的私人组织01952年，由美国众议员周以德牵头成立。最初靠私人募捐和基金会捐助，1953年则以合同方式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帮助安置在香港“有学识和资历的”中国人到中国台湾或东南亚国家、美国和其他地区。 

亚洲基金会也是援助“难民”知识分子的组织，但它的视域远不限于此。亚洲基金会的活动是有明确目标导向的，旨在“向亚洲正致力于赢得和平、独立、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个人或团体提供来自美国的私人支持”。[7]作为半官方组织，亚洲基金会对美国的政策和自身的任务有清晰透彻的理解。①在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并不都是成功的。短期内欲使东南亚各国政府走上亲西方（亲美）的道路并不现实，反共才是优先政策目标。正如这一时期美国亚洲政策文件所强调的，美国必须“扶植并支持中国内外反中共力量，以抵制北京政权的控制”。[8]而亚洲基金会则将自己的目标定得更明确，除了“寻求反击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反击共产主义的宣传”，还致力于“破坏滋养共产主义的土壤”，[5]这成为后来亚洲基金会大力赞助中文高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依据。

亚洲基金会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时，陆续自内地迁至香港的十余所中文书院正处于困境中。钱穆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境况：“新亚这五年来，永远在艰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简陋，图书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们永远没有正式的薪给……学生们大多数交不出学费，半工半读，老挣扎在饥饿线上来校上课。”[9]亚洲基金会最初注意到的是青年学生问题。在其看来，亚洲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正是青年人。在香港，共产党支持下的书院和报刊试图使学生成为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力量。而那些离开内地不愿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学生，不仅无法继续学业，生计亦且存在困难。毋庸置疑，这些青年人或许就是“自由世界未来的领袖”。[10]上述观点在美国政府内部亦不缺乏支持者。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在讨论援助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就有人提出，“从长期来看，资助未来的中国领袖要比制造一批重型轰炸机重要得多”。[11]应该说，为香港本地和滞留香港的青年人提供教育机会是亚洲基金会决心援助中文书院的第一个动因。

迁至香港的教授和学者特别是知名教授和知名学者，是亚洲基金会关注的又一重点目标群体。在美国看来，这些中国学者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无法比拟的。他们在文化冷战中的价值非同小可。当时，亚洲基金会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自由民主这样的漂亮话”并不适合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宣传。[12]美国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却得不到对等的回应，这是因为亚洲人一直担心美援会破坏其自身文化价值观和自由。因此，“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13]特别是“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资助中国学者使其安心教学与研究，“不仅可以继续传统中国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10]总之，对亚洲基金会来说，扶助中文书院，借助中国学者的智慧来打这场文化冷战是一举多得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