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

就国家安全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来自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处理和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长期的挑战。对西方，中国存在着两种倾向性，即过分恐惧和过分轻信。这两种倾向性既表现在政策话语中，也反应在实际的外交政策层面。

两种倾向性都是极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现。过度恐惧西方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者说，对西方的过度恐惧经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式的反应。一些民族主义者把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是要“遏止”和“围堵”中国，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是“阴谋”。这种恐惧心理就要求中国针锋相对，准备好和西方的冲突和战争。在内政方面，过度恐惧西方的表现就是去否定西方的一切，相信西方模式已经衰落，而“中国模式”会取而代之。

过分轻信西方则往往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在内政方面，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各种体制没有任何信心，总以为中国应当以西方为模式，实行西方式制度。对外方面，自由主义天真相信，一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人甚至认为，接受西方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保障。

但实际上，这两种心理认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走到了极端，就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中国应当从前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首先是不能过度恐惧西方。过度恐惧西方是前苏联领导集团的主要外交心理，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二战之后，美苏之间很快就陷入冷战状态，各自组建了地缘政治集团，即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当时的苏联对“敌对阵营”（西方集团）无比恐惧，以最大限度动员国家资源来对付之，并且把重点放在军事上。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且多表现在军事方面。但是，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展示的，两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

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方位的强国，表现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苏联和苏联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能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而几乎把所有资源导向军事的竞争。这种完全不对称的竞争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经济萎缩，不仅不能支撑庞大的军事费用，而且更促成了国内的短缺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后苏联和苏联集团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自行走向了解体。

不过，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分轻信西方。苏联时代的戈巴乔夫想通过民主化来促动国家的改革，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西方的一片呼呼声中，戈巴乔夫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英雄”，因为戈巴乔夫以无声的方式促成了西方梦寐以求的目标的实现。在戈巴乔夫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是高度轻信西方的，一方面轻信俄罗斯能够顺利地变成另外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另一方面轻信西方必然会接受和欢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俄罗斯是敞开大门迎接西方的。

俄罗斯国内的各方面改革“严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来做，即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俄罗斯也自信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忽视了西方的野心。这种战略松懈使得西方轻易地获得了原来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直接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后门。

俄罗斯过度轻信西方显然是失败的。在内政上，西方式的经济自由化很快就导致了寡头经济，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并且出现成为西方经济附庸的趋势。经济寡头直到普京执政时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恶果到现在并没有消化。俄罗斯尽管想走西方的市场路线，但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正是西方式市场路线所导致的。在民主化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呈现出紧张关系。在经济寡头严重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普京对寡头进行了整治。同时，原来叶利钦时代的分权也走向了集权。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的不满。西方现在并不认为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往日苏联帝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并不是说，俄罗斯要回到前苏联时代。问题在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是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的直接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