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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中国模式”实质上还是依附型模式

2015-06-01 08:36:21 作者: 贾根良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在“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有别于旧国际分工时代依附型模式的新类型,是“中国崛起”之前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与“东亚模式”中“国家主导作用”融合而成的一种暂时性过渡式模式。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说明,这种“中国例外论”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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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美围掌者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并引发海外“中国模式”话题的热议之后,两位英国学者近年来又将其解读为“李斯特主义说”、“后:斯特主义说”。但是,这两种解读祇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并未能把握“李斯特主义模式”的实质,没有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在“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有别于旧国际分工时代依附型模式的新类型,是“中国崛起”之前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与“东亚模式”中“国家主导作用”融合而成的一种暂时性过渡式模式。由于放弃了作为“东亚模式”之基础的“原始李斯特主义模式”(对外贸易保护,对内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基本要素, “中国模式”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原始李斯特主义模式”揭示了落后大国经济崛起规律的主导因素,“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假定了一种中国可以违背这种历史规律而实现国家崛起的“中国例外论”。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说明,这种“中国例外论”是不成立的。祇有经历一场新李斯特主义的革命,即在继续保持政府主导良性作用的基础上,将“原始李斯特主义模式”的要素引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之中,“中国模式”纔有可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最终崛起。缺乏历史感是“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致命缺陷,它遮蔽政府决策层对中国经济真实面相的认知,造成对发展方向的误导,迟滞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河北省蠡县人;1 9 9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破格晋升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2001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2005年作为引进人才,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学科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合着)、《“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合着);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丛书有“演化经济学译丛”、“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等。

自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掀起了讨论“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的热潮,并产生了一套有关“中国模式”的论说和话语体系。有趣的是,当中国经济学界对1 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zt,1789-1846)的经济学已感隔膜和生疏之时,有两位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和杰勒德·斯特兰奇(Gerard Strange)却将李斯特与“中国模式”联系在了一起——前者把“中国模式”看作是“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后者则将“中国崛起”称作是超越激进全球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后李斯特主义崛起。这两位学者有关“中国模式”的“李斯特主义说”、“后李斯特主义说”是否正确:)本文拟在概述他们观点的同时,运用一个简化的四要素模式(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货币金融体系、统一国内市场)讨论历史上的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概括“中国模式”与“李斯特主义模式”相去甚远的基本特征,继而对他们的观点提出质疑。虽然“中国模式”既不是“李斯特主义”的,也不是“后李斯特主义”的,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说明“中国模式”自有其合理基础:然而,这些合理成分无法弥补“中国模式”反李斯特主义的结构性缺陷,并受到了“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误导。目前的中国经济急需一种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的革命,纔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为中国崛起奠定新的基础。

一、中国模式的“李斯特主义说”和“后李斯特主义说”

在确认“中国模式”是由哪些要素构成时,布雷斯林指出,虽然学者们探讨了“中国模式”展现出的多样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国模式”唯一并且最为重要特征的概括:“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的实验与非意识形态承诺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关键特征。”在他看来,强政府与稳定性是形成“中国模式”许多特征的政治基础。布雷斯林认为,中国经验无疑是非常独特的。例如,与韩国相比,最突出之处就是作为国家发展主义的代理机构,中国地方政府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中央的权力较之以前相对减少。但是,布雷斯林又问:“中国模式”难道真正具有独特性吗:)在他看来,强势国家通过与全球经济不对称的融合来实现出口导向的增长,这种思想或许并不陌生,特别是对亚洲其他地区而言。

在对美国、德国、日本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进行简单说明后,布雷斯林认为,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表明了“中国模式”、以前亚洲的国家发展主义模式与更早的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体制之间的连续性。在这种背景下,把“中国模式”说成是代表对正常模式的偏离是非历史的做法;毋宁说,“中国模式”是许多地区多年以来相当成功的工业化模式的一个例证。在这个方面,不是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讨论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或许是更正确的做法。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的经验似乎并不是特别惊人的。但为什么世界上对中国非常关注呢:)因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角度来看,它为国家主导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提供了最新和最成功的持续例证,使人们注意到它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替代。

但是,布雷斯林也承认,“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这一看法是不会被中国政府及其官方学者所认可的。因为,中国政府积极地宣传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因袭历史上一国崛起将造成对其他国家威胁的老路。按照这种理解,“中国模式”必须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反常和异常的,不仅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且也在根本上不同于在它之前的任何发展型国家——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迄今为止不曾存在的国家和经济。布雷斯林将这种看法称为“中国例外论”。他指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些中国学者正在创立一种有助于解释中国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而不会重蹈德国等西方大国覆辙的“中国学派”,其立论基础是:中国是具有与西方不同价值观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国的价值观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之上,而不同的文化和哲学传统将会塑造中国作为大国的行为。

然而,在布雷斯林看来,建构中国的形象——即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的尝试,部分地来源于脆弱感。中国从一开始就尝试缓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担忧,并强调中国是和平的、和谐的、负责任的大国。虽然这种宣传尚未被西方国家认可,但中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以乔瓦尼·阿里吉( GiovanniArrighi)为代表的一些激进学者的赞同。这些学者借鉴“发展型国家”模式的论说,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有意无意地挑战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在这些学者中,阿里吉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中国的挑战”在本质上是良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和平性的:由于“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根植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这一共识性模式基础之上的,因此,这是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的胜利,为此阿里吉撰写了《亚当·斯密在中国:21世纪的谱系》的专著。虽然阿里吉也认为,中国模式借鉴了中国革命和国家权力集中化的历史经验。

但是,正如斯特兰奇指出的,由于阿里吉等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成“正常资本主义”的起始前提,把“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当成当代世界秩序中的生产方式,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一直受到许多激进学者的质疑。这些学者对中国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实力表示怀疑,认为由外国直接投资驱动而不是由独立的国内力量驱动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牢靠的,中国对低工资竞争力的依赖也证明了这一点:受全球新宪政主义和美国货币霸主地位的制约,中国展现自己力量的能力有限而且日益在减少。例如,在货币领域,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但这些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这是中国的弱点和依赖美国的明证。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秩序未来的预测都很悲观。斯特兰奇在其文章中把这种质疑和悲观主义的评价称作“激进全球化理论”。

斯特兰奇的“中国模式的后李斯特主义说”就是通过对这种以新葛兰西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斯蒂芬,吉尔( Stephen Gill)为代表的激进全球化理论的批判提出的。吉尔发展了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以及强调跨国社会力量是超越国家的重要力量配置的思想,认为由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所支配的“新宪政主义”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自主能力构成了“宪政化的”严重限制,使其远离国家导向的需求管理或国家发展主义的目标,排除了那些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根本不一致的体制,例如,严重保护主义的发展体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去商品化的劳工和福利制度。按照这种理论分析框架,激进全球化理论认为,自中国在200 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所支配的“新宪政主义”制度迫使中国遵守而不是挑战国际组织的新自由主义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崛起是不大可能的。

斯特兰奇对上述激进全球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按照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新宪政主义的决定论分析框架以及有关中国发展的悲观主义分析可能在根本上是误导性的。因为,结构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它包含着结构化的社会条件、历史构成和竞争行动的灵活辩证法,而不是结构决定了行为者行为的线性关系。在斯特兰奇看来,曾被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 Ha-JoonChang)看作“邪恶的三位一体”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具有超越阶级和国家的独立性,它可以促进反对力量和战略行动并使之宪政化,从而发生改变。中国已经借助这些国际组织宪政化的全球治理展现了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从而推动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瓦解而不是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霸权。

根据上述论述,斯特兰奇将中国定义为“后李斯特主义的发展型国家”。所谓李斯特主义发展战略,其出发点是国家主权或独立自主,其核心是具有“运作独立住”的“行动能力”,防御性的保护主义是其基本保证。但是,全球化意味着对独立自主的限制,创造了一个剥夺发展型国家运作独立性的“后李斯特主义”世界。在斯特兰奇看来,在这种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的“后李斯特主义”世界中,“影响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谓“影响力”,就是利用对外部他者的“杠杆作用”,“塑造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大国可以运用全球影响力积极地展现其力量,通过“影响力”恢复严重受损的自主能力。因此,与保护主义的李斯特主义发展型国家不同,“后李斯特主义模式”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影响力”实现国家崛起。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后李斯特主义的发展型国家”,它代表着一种改变现存世界并使之超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一种可行战略。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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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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